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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法公正的多维性
司法公正的多维性是与个体性密切相联的。程序参加者作为活生生的个人，它自身结构和规定性的每一点、每一方面和每一过程，都产生对民事诉讼的需要，都可能产生公正与否的评价，这就是司法公正的多维性。对当事人来说，民事诉讼程序既要保障其充分的参与机会，尊重他的意志和人格，又要有效地发现真实，确实地维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若当事人所关注的某一需要未得到满足，自然会认为司法不公正。
比如，法院基于节约司法资源的考虑决定对某一民事纠纷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但是当事人为获得正当程序保障，希望运用民事普通程序审理。如果当事人的要求未获得法院认可，则当事人将来即使胜诉，也不会就此认为法院的行为是公正的。在法院看来很公正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呢？原因在于，该当事人特别关注程序公正，他只相信看得见的正义；即使在正当程序中败诉，他也会心服口服。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当优先满足当事人对正当程序的需求。
司法公正的多维性，还表现为人的具体的价值体验是可变的、可选择的。就法官而言，生活中的法官固然有柴米油盐的苦恼，但职务上的法官所关注的则是如何适用诉讼程序公正合法地处理案件；就当事人而言，利益冲突的双方固然会在法庭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但在法庭下却也会嘘寒问暖，握手言和。可见，程序参加者的实际价值体验，往往只是反映了他的多方面的价值关系中最切近、最直接的部分，在这种体验的背后，还潜藏着无限多的深层的价值可能性；人们通常只是依据现实的条件和司法的直接特性，选择和发现自己需要的方面。
司法公正的个体性和多维性并不排斥它的统一性。这种统一不是指程序参加者对于司法活动只有一个唯一的价值标准或评价标准，而是指多样、多维的价值关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最终尺度和归宿，这个基础和归宿就是当事人本身。
⑶司法公正的历时性
既然司法公正具有个体性和多面性，那么它必然随着司法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时间上的过渡或流变。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就是这个道理。
随着时间的变化，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也会不同。例如，古代社会的神判法采用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卜筮等具体方式显示神意，每一种方式都要遵守一定的仪式(程序)。这些仪式同宗教仪式一样，是“被深刻体验到的价值之庄严的戏剧化”。 在古代社会，神意本身是虚构的抽象物，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公正的象征，因此，古代式的诉讼往往表现出超越人类意志控制而听凭命运安排的假象，它可以转化为程序参加者的内在强制力，使程序参加者跪拜在神的脚下，信服于“神圣的”、权威性的程序。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古代的神判法是十分愚昧的、非科学甚至野蛮的，各种具体的神判仪式只是统治阶级树立专制法律淫威的工具。而近代以来的司法活动则被视为“克服专权、维护公正、保持法律的纯洁性甚至是保证当事人法律公正信心的重要手段”。 当然，古代式的程序同近现代程序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们把对法律的信仰建立在庄严的程序活动和严格的程序形式之上。
三、司法公正的程序基础
诉讼程序是对司法过程的程序规制。诉讼程序以国家的司法权为依托，着眼于规范法官的审判行为，调整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关系，因而也间接地调整了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它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有力的和最终的救济方式，是防止司法权滥用，维护司法公正的保障。
司法公正的实现离不开严谨有序的诉讼程序，司法公正与否之判断，端赖诉讼程序的客观性、外在性，惟有程序才能奠定司法公正的制度基础。诉讼程序的如下特性决定了它在司法公正中的基础地位：
⑴功能自治性。程序规范一旦产生于程序主体有目的的活动中，程序便不是目的选择的对象，而是目的受选择的标准。不是程序主体的目的决定程序的命运，而是程序决定目的的命运。 因此，为了达成一定目的而进行的活动，经过不断反复而自我目的化，这种现象就是功能自治(functional autonomy)。程序的功能自治性能综合平衡社会现实中的各方面的压力，保持程序过程的相对封闭性以创造一个排除外界干扰的决策的独立空间。程序的功能自治性还表现在“程序是一种角色分派的体系”，“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角色紧张(role strain)、保证分工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 程序主体在角色就位(role taking)之后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和牵制。具体而言，在平权型程序中，程序参加者可以通过自主交涉，互通信息，协商和妥协来达成交易、实现预期目标。而在权力型程序中，程序的基本矛盾是权利主体与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因此，司法程序的设置首先要维持权利主体与权力主体之间的角色平衡，在此基础上保证权利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平等。简而言之，程序功能自治又是通过各种角色担当者的功能自治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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