⑶司法的普遍性。司法是法律与社会生活的纽带和中介环节，它连接着法律与社会生活中的个别性事件。司法的过程是运用法律解决个案纠纷，将法律适用于个案的过程。案件的司法解决意味着个别性事件获得普遍性，普遍性在个别性事件中得以实现。因此，“司法本质上要求对同样的个案同样对待，排除案件当事人在宗教、种族、肤色、社会地位和财富等方面的一切外在差别的影响。即便是公共权力机关乃至国家本身涉讼，在诉讼中也要降低为个别性。”
司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在实质意义上，司法可以解决其他机关所不能解决的一切纠纷，并且司法解决极具公信力，具有终局性特点，这赋予司法以超越于其他解纷方式的普遍性效果。
⑷司法的多方参与性。司法尽管是国家权力的运作行为，但是司法权毕竟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权力，司法过程离不开多方当事人的诉讼参与：在刑事诉讼中需要控辩双方的辩驳、质证、对抗，在民事诉讼中需要原被告双方的协商、交涉、辩论。司法者所作的裁判，必须是在受判决直接影响的有关各方参与下，通过提出证据并进行理性说服和辩论，以此为基础促进裁判的制作；而不象行政管理者那样，通过单方面调查取证而形成决定。
司法本身的特质，要求司法制度的设置应当严格按照有别于行政行为的方式进行。如果司法遵循着与行政相同的运作规律，则这种司法实质上为行政行为，充其量为“行政司法”，因而难以获得惟司法所特有的尊荣。在《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最高人民法院审慎地张扬起司法的独立、权威和公正的旗帜，将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改革列于四大改革对象之中。力图唤起全社会对司法固有地位的重视，以及对法院改革的理解和支持。人民法院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司法本源意义的复归。
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然而，问题在于法院能否凭一己之力就上升到尊贵、神圣的“司法”殿堂？在司法改革中，缺乏立法权支持的改革措施是否具有世人尊仰的确当性？在寻求外来理解和支持时，如何确保司法的独立、权威和公正不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改革由法院主导，自上而下进行，固然可以消除司法的地方性，但是否会加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控制，牺牲下级法院的独立性，从而使司法行政化愈演愈烈？在《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我们发现了这种矛盾的现象。譬如，在强调司法独立时，不断地强化各种外在监督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如错案追究制）；在提倡司法权威的同时，又以再审制度的强化和无所不在的申诉摧毁司法判决的既判力、公信力；在追求司法公正时，不是加强诉讼程序和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以及强化违反程序的诉讼后果，而是通过正当程序之外的行政性附设程序来监督判决结果。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完全忽略了程序利用者──当事人对诉讼程序公正与否的感受，在此情况下，诉讼程序不是对当事人负责，而是对有权力的机关负责。如此，司法活动很难脱离行政化的窠臼。
二、存在永恒的司法公正吗？
在论及司法公正时，常见的问题是，司法公正存在永恒不变的标准吗？
诉讼程序及其参加者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永恒的司法公正”即使有，它也不会、不应该是一套简单的、唯一的、静止不变的结论和指标。作为一种价值评价体系，司法公正具有个体性、多维性和历时性特点。
(1)司法公正的个体性
司法公正为个别性公正，它依程序参加者的尺度衡量司法活动，表现出每一程序参加者的特殊性、个性。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官，任何一个程序参加者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坐标体系，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的坐标原点，其价值认知不同甚甚常常互相对立。对于同一民事诉讼活动，不仅利益对立的当事人之间会作出不同的评价，而且地位中立的法官也会作出不同于当事人各方的价值评价。司法公正的个体性，根源于程序参加者内在结构的特殊规定性。对法官或当事人而言，它自身有什么样的结构和条件，就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正由于司法公正具有主体的个体性特点，所以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司法公正的标准、评定和表现是极其复杂的，是多层、异向、异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