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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师体制的改革，作者作了具体精微的分析，涉及到律师制度的方方面面，提出了非常细致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看似琐碎，然而富于现实意义。我认为，中国司法制度(包括律师制度)的改革既需要价值、理念上的引导，更需要作者这种扎扎实实、切中时弊的对策分析，而且后者才是我国律师制度建设最急需的。
四、律师的义务与职业道德
律师的义务在这里特指律师的法定义务，律师的职业道德是律师行业组织的自律性规范。作者对我国律师的法定义务与职业道德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证、说明，较之同类著作而言，本书的论证显然更进了一步。比如在论及律师应严格遵守审判庭纪律，不得进行损害法院威信和名誉的行为这一道德规范时，作者引用了欧陆国家的具体规定，自然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尤其在谈到“我宣誓一定尊重法院”这句震聋发聩的律师誓词(页185)时，有谁能不为之震憾？！有谁能不由此生发出对法律的无限敬仰之情？！法院是法律的掌管者，是正义的化身，尊重法院就是尊重法律、信仰法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回答“律师在民事诉讼中是否应站立发言”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不过，笔者无意就律师的义务与职业道德本身作过多的复述，笔者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我国律师法规定的律师义务大部分被纳入律师职业道德规范，成为《律师职业道德与执行纪律》内容的一部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律师的义务与职业道德之间究竞属于什么关系？如果是一回事，那么为什么分别规定；如果二者不同，那么如何解释法定义务与职业道德之间存在的过多地交叉的现象？作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律师的职业道德规范既可以规定在律师组织的章程和规则中，也可以体现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有关法律之中(页180)。有的学者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律师的义务是将“一部分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性质的规范”之产物；并且即便上升为法定义务，也仍然属于律师职业道德规范。 这两种观点不外乎传达了这么一个意思：法律来源于道德，律师的义务是道德规范的组成部分。当然，从法哲学上讲，法律源于道德无可厚非，但是这个命题并不意味法律被道德所包围，无独立性可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上的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谜。不管学者们如何交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法律与道德是泾渭有别的。法律是对社会成员的普适性要求或最低行为标准，而道德则有层次性，不同阶层、不同地位者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因此在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时，立法者只能将该社会中现行的最低道德要求披上法律的外衣。可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各阶层人士道德观的最大公约数。道德规范一旦接受法律的调整就形成法律规范，具有极大的强制性，不再属于社会的最低道德要求。随着法律的推行，一个社会新的最低道德要求又逐步被吸收到新的法律规范中，成为普适的强制性规范。法与道德之间就是这样良性互动，不断吸纳推进，不断积累提升。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由此得以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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