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探索仅限于产品交换价格与货币交换价格两个环节：在产品交易分析框架中，人们认为货币升值有助于进口，而货币贬值有助于出口；在货币交易分析框架中，人们依据同样的理由认定货币升值有助于“热钱涌入”，而货币贬值有可能引发货币抛售，进而使一国金融体系崩溃。两个框架的最后结论是：由于进出口的相互抵消，货币价值波动要么毫无意义，要么由于货币升值会让人觉得政府稳健可信，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喜欢升值等原因，政府应该选择汇率稳定、货币保值升值作为货币政策目标。
　　这个评估体系产生的结论成功地诱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再追求货币保值升值，或者要求其他国家的货币保值升值。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1、 前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货币升值政策与措施；
　　2、 发达国家在经济波动时期防止货币贬值的种种举措；
　　3、 1985年，日本接受“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
　　4、 1995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接受邻国人民币保持稳定的要求，阻止人民币贬值；
　　5、 2003年日本鼓动国际社会迫使人民币升值。
　　如何看待这些历史事件？
　　首先，我们要走出旧货币理论制造的误区与幻想，以历史教训为依据反对货币升值。人类的几次实验结果表明：按照旧理论设计艰苦实践得到的“结果”与在旧理论体系期望的“结果”完全相反，任何一国的货币升值，不但直接损害该国的出口能力，而且直接损害该国的进口能力，进而拖累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发展 。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与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视货币贬值为洪水猛兽，为了使本国货币保值升值，他们以最极端的刑罚手段处罚交易行为（投机倒把），以最严厉行政管制定死全国每一种物产的价格，甚至废弃货币的独立流通，粮票、布票、油票、配给券无奇不有 。终于，中国的币值由建国时的600:1上升到1976年的1.5:1。但是，币值上升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而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完全崩溃和彻底转型。同样，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升值实践不仅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葬送了其经济制度与国家政权。
　　发达国家在经济波动时期，主张货币保值最卖力的两位领导人是美国的胡佛和德国的布吕宁，但是，货币保值并没有给当时的美国与德国带来任何好处，相反使政府和人民都无法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最后，胡佛与布吕宁政府一并倒台，胡佛被称为“无能总统”，布吕宁被称为“饥饿总理”。
　　1985年，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说服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30%。此后，从1985~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但货币升值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好处，反而出现了严重衰退，“广场协议”被公认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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