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3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减轻税收的最恰当办法是给那些最需要减轻税收负担的人以救助，而又不致减少政府的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危机过去以后，我们应该研究在修改整个税制结构基础上降低税收。” 。
　　美国总统杜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现在应该取消比较明显的不公平的赋税，特别是针对小纳税人的；减轻那些限制小企业发展的赋税，放宽对弱势群体以及对医药费用的赋税，降低消费税。”
　　美国总统里根在1982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的经济恢复计划是以4项符合常理的基本原则位基础的：继续降低联邦开支增长率；坚持削减个人税和营业税，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　
　　显然，上述总统的精彩论述，不仅表明了税收必减的大方向，而且也表明了税制必须减少对穷人的盘剥，减少对消费支出与流转征税，税制必须尽快过度到以所得税为主的大方向。
　　四、 减税，尤其是减少对贫苦人征税（对流转征税），也是有利于国家财政的重要举措
　　“提高税收并不意味着减少赤字。提高税收也不会使预算平衡，它只会鼓励政府增加开支，减少私人投资。提高税收将使经济增长放慢，减少生产，毁掉将来的就业机会，使没有工作的人更难找到工作，而现在有工作的人则更有可能失业。” 希望美国总统里根的这段话能对今天中国的梦中人起到一点作用。
　　尽管中国的就业压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尽管中国人对减税尤其是减少损害就业机会的流转税，早就望眼欲穿。但把持着中国财税政策的梦中人，仍然在试图告诉人们：我们是一贯正确的，我们增税、增加流转税、增加对贫苦人的间接税是为了国家财政的正常运作。在这些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我国财政收入90%以上来自税收，这部分收入又以流转税为主体，占到了70%左右”　。《税》文的观点只不过是这些梦中人的一个缩影罢了。
　　尽管SARS过后，出现了一些好现象：“财政部已拟大幅调整收支结构，力争财政预算的零增长或负增长，一方面政府运行成本大幅下降，财政部已经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调整支出结构，压缩会议、差旅、出国等经费，来平衡财政收支的结构” 。但如果对计划经济时期祸国殃民的观点不加清算，中国就很难解决她自身的经济问题。众所周知，美国一个家庭的税负只占家庭收入的1‰，美国政府只有8个部，政府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公务员体系。而中国，普通家庭的税负一般是美国的20倍以上。究其原因，主要在税制结构上，美国的流转税已经近似于0，而中国的流转税占70%以上。在减税方面，政府机构庞大只是中国公务员繁杂的冰山一角，政府之外，还有9个政党和团、妇联、工会体系在享用国家税收。因此，中国无论是税制优化还是减税的空间都极其巨大。税收开关一拧，中国经济增长必成滔滔洪流，国家财政收入也一定于滔滔洪流中滚滚而来。反之，税收一多，民众必苦，国家财政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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