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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标题注释】本文的研究和写作得到北京大学“九八五项目规划”和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张伟仁先生发起的“法家拂士教研人才奖助计划”的支持，在此致谢；笔者并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白建军教授邀请本人参加2001年9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召开的“案例研究与法治现代化高层论坛”，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宁杰同学帮助收集有关资料。
例如，参见武树臣：“对十年间大陆法学界关于借鉴判例制度之研讨的回顾与评说”，载《判例与研究》，1997年第2期；曹培：“借鉴判例法，推进改革中的法制建设”，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3日；武树臣等：“判例法与我国法制建设(笔谈)”，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1期；高岩：“我国不宜采用判例法制度”，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3期；沈宗灵：“当代中国的判例”，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
参见陆鼎揆：“判例与大陆法系”，载《法学季刊》第四卷第一期，1930年。
江泽民：“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7年5月16日。
参见李学松：“二十六例个案研究实例的考查与思考”，载《人大研究》2000年第3期，第4—8页。
参见“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个案监督程序规定(讨论稿)征求意见集会座谈会”，载《人大研究》1999年第5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1年第1期，第70页。
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284—285页。
参见E·阿伦·法恩兹沃思：《美国法律制度概论》，马清文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70页；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56页。
参见E·阿伦·法恩兹沃思：《美国法律制度概论》，马清文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70—71页。
参见E·阿伦·法恩兹沃思：《美国法律制度概论》，马清文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71页；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56页。
参见E·阿伦·法恩兹沃思：《美国法律制度概论》，马清文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71页。
参见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9页。
参见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56页。
参见E·阿伦·法恩兹沃思：《美国法律制度概论》，马清文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参见E·阿伦·法恩兹沃思：《美国法律制度概论》，马清文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290页。
彼得·哈伊：《美国法律概论》(第二版)，沈宗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彼得·哈伊：《美国法律概论》(第二版)，沈宗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参见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6页。
参见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0页。
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参见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58页。
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见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 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7，238页。
参见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8—239页。
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 、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参见K·茨威格特、H·克 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此外，《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关于侵权行为中规定的“其他权利”，也为法官发展法律留下了余地。(注：参见谢怀@①：《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研究》，载《私法》第1辑、第1卷，易继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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