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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服务法体系应该围绕具体目标，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以整合。中国如何围绕具体目标，整合现有法律法规，构建宏观服务法体系呢？通过对国家经济行为的考察，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必须讲清楚：
1、应加强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工具的研究
货币是最有效的宏观经济运行工具，货币也是生产要素的集中表现，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可以通过货币工具得到体现，也可以通过货币工具得到最佳配置，因此国家宏观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集中在货币上面。自古以来，不研究货币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经济学家，甚至也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政治家，当然也不能是一个好的法学家。因为经济学家需要经济发展，而“国内贸易依赖于货币。货币越多，雇用的人也越多。数量有限的货币，只能雇用数量有限的人干活，而且不一定能使他们很好地干活……” 。政治家强调的是信用，“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经济上的信用是依靠货币来承担的，“当货币充足时，虽然某一偶然事件会使信用失去作用，但不要很长时间，信用就会得到恢复，只有当缺乏货币时，信用才会丧失掉。” 而作为一个好的法学家，就更应该明白：“国家的实力和财富，是由人口和国内外货物的储存量构成的。人口和货物的储存量依赖于货币。由此可见：要比其它国家富强，就要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货币，因为倘若没有货币，法律再好也不能使人得到雇用，也不能使农业，制造业和贸易得到发展” 。
根据1996年的统计资料，中国每年人均货币拥有量只有日本人的1.4%， 五十年时间，就相差3550倍，中国在世界上受到反倾销起诉最多，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工资太低，人均货币拥有量最少的缘故。除货币以外，其他证券手段都能够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发达国家依靠票据的经济交流量达到90%以上，只有不到10%的经济交流是依靠货币完成的，我国票据运用亟待加强。在国家财政工具上，货币、债券、税收的经济运行成本是不一样的，目前，很多理论只谈债券的挤出效应和副作用，对税收的挤出效应和副作用不作任何研究。其实，三种工具税收成本最高，货币和债券对税收有替代的趋势。因此，明了货币对中国的作用是改善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关键之关键。
2、应加强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发挥效用的前提的研究
计划经济分析框架垮台以后，我们借用外国常用的措施影响经济运行，效果不明显：“在1998～1999年宏观调控中，我国启用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之多、操作节奏之快、措施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融资总量仍处于下降态势。……融资变化状况与人们的预期差距最大也是罕见的”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经济杠杆缺乏一个支点——一个自由的、天然的、开放的、不残缺的市场。
3、整合现有法律法规，构建宏观服务法体系具体包括两项任务，达到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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