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不管是怎么讲，过去现在，人格是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这种一般的法律地位只能由、也肯定是由
宪法来规定。那么关于是不是一定因为
宪法的规定而产生人的不同地位呢？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如果要规定的话，如果要确认它承认它，一定是用
宪法。因此可以做出一个结论：人格是一个
宪法上的概念，不是一个私法上的概念，更不能跟权利能力划等号。这是可以做定论的。
接下来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人格是一个公法或者
宪法上的概念，那么人格权呢？我们前面讲了人格权是十九世纪的理论成果，最早产生于德国。德国人创造这个人格权，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权利呢？有一种解释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而实现其自由的权利，这就是德国人的解释，因此这里的人格权所说的人格显然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自然人的法律地位。
人之成其为人绝对不仅仅是享有民事主体资格。有民事上的财产权和身份权，你就成为人啦？当然不是，我们还有很多可能是更重要的基本权利，比方说
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罢工示威自由……这些权利决不在民事权利之列，这些大家都知道，都承认，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些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权利，人还是不成其为人的，所以还不能说这样一个人格权仅仅是指民事生活领域的权利，它是指人的全面社会生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格权是什么？其实我认为人格权不过是人格从权利角度的另外一种表达。为什么？因为人格不是一个自然事实，不是像财产关系这样一个事实概念，它本来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是一种法律地位，而这种法律地位当然具有强制力。这种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地位，我们用权利来表达它，就是人格权，仅此而已。所以人格和人格权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成其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人格权，是由
宪法加以规定和确认的权利，它的覆盖面是全面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民事生活领域。关于这一点，待会儿郑老师可能比我讲的更多，甚至批评我的理解。
据我了解，这种人成其为人的基本权利，它的来源是什么？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法国民法典编纂时期，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解释，这样一些权利根本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而是产生于自然法则，
宪法规定也好，不规定也好，它都存在，人成其为人不是哪个立法者或然选择的结果，你规定我们有生命权我们就有，不规定我们就没有，这样可以吗？不可以。这个方面呢，大家看看你们龙卫球老师的书，他分析了人格权在法国民法典上为什么没规定，因为这个权利被看成是自然权利，应当由
宪法来确认，轮不到民法规定，民法的任务仅仅是保护这些权利而不能创设它。而在德国法时期法学思潮变了，是权利法定主义，所谓的权利都是来源于法律的确认，是法律的赋予，是哪个法律呢？在德国人看来只能是
宪法，是基本法，而不是民法。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的法律都把它看成是基本权利，由基本法来确认，而不用民法规定。民法不应当正面去规定，而应当保护它，怎么保护它呢？这个办法只有一条，就是他的1382条“因过错侵犯他人的权利或其他利益负损害赔偿责任”，大意是这样，著名的过错责任原则就是这样来的。这个时候他是概括的规定只要你过错侵犯他人利益就赔偿，这里的权利就把全部包括进去了，不管是民事权利还是其他什么权利，只要产生了损害后果，有过错那就赔。德国人有进步，在于德国民法典也作了保护性规定，有一个条文把受到侵害的人格利益作了一个列举式的规定，因过失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妇女贞操造成损害赔偿，列举出来这几个东西，你侵害了就要赔。德国民法典是这样说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是保护这些权利，而不是正面去规定它们。原因在于什么？它是一种
宪法权利。这是第二个结论。
第三个问题是，既然人格权是一种
宪法权利，为什么我们的民法和民法学却把它当作私权的一种来规定和论述呢？这就要追溯到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这种理论把民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又把人身关系分解为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这种调整对象理论，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人提出过疑问。这种理论发展到极端，就是不仅把人格权作为人身关系中的一个类型，而且把它全面理论化，写了一本又一本《人格权法论》的专著、教材，甚至课程都单列，更有甚者要在民法典中单列一编。这等于说就把人格权是民事权利盖棺论定了。这样越走越远，究竟是为什么？肯定有比较深刻的原因。
我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到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龙卫球教授把它称为狭隘的法律实证主义。那种法律实证主义观点把
宪法统统看作是宣示性规范，认为
宪法宣示的权利只有经过部门法的规定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利。因此
宪法和具体权利之间没有一个通道，是有道墙的，
宪法不能用来裁判民事案件。对这一点，龙老师认为它太狭隘了。但是，我最近看到王涌博士等年轻学者
关于宪法问题的文章，他们认为本来真正意义上的
宪法是不规定权利的，但是后来有些
宪法的内容就做了扩张，有些甚至直接规定了民事权利。总的来说，我认为宪法规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宣示性规范，不能成为具体权利产生的根据；另一种是赋权性规范，它一旦规定，权利就产生了，而不需要民法的规定，比如说人格权。在这里
宪法就直接成为权利的来源，你不能说民法没有规定就没有这项权利。
第二个理由涉及我们的一些理论误区。比如德国民法典明明规定的是“因过错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我们却说德国民法典明文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它规定了没有？没有，因为这只是一个保护性规范，而不是确权性规范。此外，前苏联法学关于调整对象的理论实际上使我们出现了另一个误区，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国大量运用“人身关系”这个概念，在传统民法上根本不存在。台湾学者在这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人家会谈民法调整财产关系和伦理关系，后者讲的就是家庭婚姻，人家不讲其他的东西。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看“考古学家”徐国栋的《“人身关系”流变考》。他考证的结论是，所谓的“人身”概念根本不存在，根本不是这回事。人身关系这个概念在罗马法上并不存在，在自由民、奴隶等制度废除后，私法范围内身份关系仅仅是家庭婚姻关系，而并不存在的其他的东西。他推论，人身关系这个概念是俄国的或者是中国的一个不知名的前辈，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时间，把奥地利民法典关于人的身份和人的关系的法这两个概念，在翻译成中文或者俄文的时候，合并、概括成为人身关系，实际上，奥地利民法典这里，人的身份讲的是身份，人的关系讲的还是身份。人身关系仅仅指的是身份并不包括人格。当然，人格权的这个定位还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