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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效要件关乎行为之标的，略分为四：一是确定，行为之目标不定，实即意尚未决，法律无从定意思之效力；二是可能，行为之目标或为事物或为人格要素，事物有其自性，若依其性质既不可能，法律也无以使之可能，这是围绕事物性质之合理性不得不如此；人格要素作为目标，只能是为人之幸福，盖此为法之目的。三是合法，即合乎强行性规定(这种规定本规范主义法定主义，而从法源上说不限于成文法，尚包含习惯法、判例法及法理)，以维社会存在之必要的道德与秩序；四是妥当，因为法律是理性主义产物，法典主义是其极至，而立法者无法预见一切，无法穷尽强行性规范作出规定，所以有公序良俗、公共道德作用之余地，以补强行法之不足。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表现了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即法律秉承人类社会诚信之最高理想，又不悖于人物关系中决之于因果律的自然正义。因此法律行为成立与有效要件是民法协调社会与个人、共乐与独乐的基本构造，构造中前一方面在于寻求程序正义，藉此导出规则(如契约、章程等)作为形式的正义性，这是最根本最永久绝对的命题；构造中后一方面在于寻求社会正义，藉此判定规则内容之正义性，这是有时代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也因而是相对的，法律行为理论以其背后所隐藏的哲理基础使其超越民法本身，从而具有了普遍一般的意义。因此加强这一方面研究自然就很必要。
民法既要规范财产的得丧变更，而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类教养不断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与范围不断提高，因而生活财富因欲求的多元与满足欲求手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民法上涵摄此等对象的物的概念便静静地发展；同时无形的智慧财产能满足人类审美需要或技术工艺等实用上需要，也显得日益重要；加之权利证券化，资本在法律上便发生几何裂变；再有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日渐发达，由此导致依特定目的而结合的物与权利的整体——财产也越来越复杂，可以说，财产法方面正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主体，除自然人外，尚有法人、合伙和其他经济组织。由于人类组织能力提高，经济产业化集约化，遂导致企业组织发达，因此对企业组织体如何构造，使组织团体的意思决定与表示相一致，合于公正与效率；如何使其组织成员与组织的利害关系人各得其所，使组织稳固进而求得发展，无不要求民法及特别法中组织程序法的发达。另一方面，企业组织发达，人类生活日渐文明的同时，危险来源也在大量地被生产制造出来、凡此种种皆要求在民事责任上特别对待，所以民事责任法上也呈多元化。
人类组织增多，生活财富增多、获取财富的手段增多，为补分工带来的不能自足的缺点，交易自然就日益频繁，人物、资金各畅其流，交易之安全性及安全性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因此，除通过交易的无因性、法律状态的稳定性、增强市场透明、保证信息公开等手段外，鉴于法律行为的共通性，及其对程序正义的倚重，程序化也将不断增强。程序具有行为规则性、过程连续性和结果可预测性特点，随着过程展开，操作越来越受限制，不确定性不断排除，个人您意剔除，交易安全不断落实，因此民法商法化、商法交易性、交易技术化程序化，也是民法发展中不断增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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