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斯图尔特的启迪
沈岿
【关键词】无
【全文】
《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是一篇发表在1975年6月《哈佛法律评论》第8卷上的长文。虽距今已近30年，但由于对美国行政法变迁历程构造了极为敏锐而深邃的解读，特别对20世纪中后期开始之行政法新发展提出“利益代表模式”之说，所以，直至现在，此文仍然在英美公法、行政法或政治学术文献中享有极高的引证率。而且，在英美的法律或政治院系的相关课程，其通常被列为学生必读之参考文献。
理查德•斯图尔特是世界一流的环境法和行政法学者。
阅读《美国行政法的重构》一文，当以发端于1960年代末的三个相互关联之发展为背景。其一，美国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发起人拉尔夫•纳德批评管制机关失于维护公众的利益，并且被受管制企业“俘虏”或支配，这一批评得到普遍认同；其二，为环境、消费者、民权、劳工等提供法律主张的新的团体大量涌现，由此促生了公共利益法律（public interestlaw）的兴起；其三，国会制定了一批新的涉及环境、卫生、安全、民权等社会管制计划，成为所谓的“权利革命”之一部分。作为回应，行政机关的管理从逐案的裁决模式，更多地转向立法性的规章制定模式，以实施新的、广泛的管制计划。当然，规章制定在此之前早已是行政机关实施管制的一种方式，不过，对应于管制计划的数量与范围，其先前的运用远未如此普及。
正是这一转向，再次引发自美国19世纪末以来一直议论不休的行政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
斯图尔特教授的论文向人们展示出，美国行政法一直致力于提供行政合法化的对策，只是在不同时代、回应于不同的社会与政府需求，合法化对策的图景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在罗斯福新政之前，行政被认为只有在执行民选立法机关指令的层面上才具有合法性。为此，对应的行政法原理和技术包括：禁止授予立法权原理；要求行政机关遵循以听证为特征的裁决程序，以便准确、公正、合理地适用立法指令于具体、特定案件之中；提供必要的司法审查，以促使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之内行使权力。此时，行政法就像“传送带”一样发挥作用，通过司法审查确保行政机关对私人的制裁是民选立法机关的意志，从而使得管制权力的行使合法化。斯图尔特教授称之为行政法的“传送带模式”。
其实，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经常是含糊的、概括的或模棱两可的，一些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是由行政官员而非民选议会选择的，由此，行政自由裁量权总是存在，并威胁到传送带模式的合法化功能。不过，当时的行政权力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行使，而且不严重侵犯私人利益，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通常被忽略不计。然而，罗斯福新政时期，国会屡屡一揽子地授权给大量新成立的行政机关，行政自由裁量权不仅愈益宽泛而且涉及各个经济领域，传送带模式再也无法完成其合法化功能。于是，以詹姆斯•兰迪斯为代表的拥戴新政的人提出“专家知识”假设，以缓解合法性的危机。只是这一“专家知识模式”并未被法律家和法院完全接受。为了避免因为严格适用禁止授予立法权原理、大量宣布国会立法无效而导致的
宪法危机，同时又能更加有效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法院发展出一系列技术：详细审查行政证据的实质证明力；扩大行政程序的适用范围；要求行政机关详尽说明理由并保持前后一致；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在国会明确表述的立法目的范围内进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