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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选择以唐朝为例进行分析出于以下考虑：唐代为典型的三教鼎立时期。儒学自汉兴以来一直被奉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至唐代更是为唐朝统治者所推崇，成为维护统治的法宝；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繁荣至唐朝仍然为统治者所青睐，影响仍然很大；至于道教，由于神化唐宗室的需要而为统治者所尊奉并列居首位，经历了风光无限的阶段。因此，三者各自和相互的作用在有唐一代可以看得更加明白。
（一）唐初
1、 唐初是崇道的重要时期，当时崇道的主要特征是尊崇和神化老子，利用道教来制造皇权神授舆论，神化唐宗室，以适应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
《旧唐书》载：“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 《混元圣记》亦载：“初，高祖诏玉清观道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尝奉老君（即老子）旨，预告受命之符也。” 李渊集团利用老子制造政治舆论，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好处。建国之后，李唐皇朝更是有计划地利用老子编造政治神化。由于道教为唐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故唐初执行扶植道教的政策。
2、 唐初崇道的原因初上述利用道教和老子来提升唐皇室的地位以满足其政治需要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老子＞里也有不少政治言论是针对当权者而发的，对统治者维护统治是有警醒和借鉴作用的。道家对儒家的大男子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持保留态度，认为行动主义是通过干扰强行整顿自然秩序，而人应当通过不干涉行为和自然保持和谐一致。为此，他们提倡清净无为、无为而治。＜老子＞的政治理想是以无为来治理人民，与民休息，认为惟有不干涉才能治理世界，惟有清净无为才能保持平静。但“无为”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无所为），而是指没有任何造作的行动，不过分，不为行动本身牵制，为此道家主张统治者应采取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不应过度扰民。象汉初一样，唐初历经隋末农民起义在建国初期面对生产的严重破坏也采取了这一政策。
唐高祖和唐太宗虽然提高道教，但并不崇信道教，他们只是巧妙地利用道教来为唐皇朝服务。他们不仅没有在全国大力推行道教，而且对道教的发展还予以适当的控制。当唐皇朝政权巩固之后，唐高祖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下诏沙汰部分僧尼的同时也沙汰部分道士和女冠。 后因高祖退位，太宗即位，此诏未执行，但这已表明唐高祖限制道教的态度。
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纯粹是一种利用关系，既不同于印度的政教合一，又不同于西方中世纪政教二元化对立。“中华民族政教分离得很早，古代政治虽不免含着神权的色彩，但政由天启的思想，在周代已经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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