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由此划分社会集团为“图1”所示的“五大等级、十大阶层”，即十大社会阶层分属于五个社会等级。除此之外，在深圳还发现了有39万人之众的“不在业者”阶层，其中有11万人属于有丰厚积蓄而自愿不在业的。
第五，中国社会阶层构成已经脱离“金字塔型”，现在呈现为“洋葱型”，但离西方式的“橄榄型”还有一定距离。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集团分化还在继续，总的趋势是向西方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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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份研究报告，我们首先应当肯定它的权威性，因为它虽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定几位专家完成的，但实际上应当受命于中共中央的某个机构，是为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进行重大决策提供实证依据的一份报告。其权威性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它的科学性，即它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写成的，没有形而上学的东西，完全是根据调查数据而得出的结论。
由这个报告，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对国家本质和国家体制问题有意义的结论来。一个结论是，在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上，对中国社会集团的分析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采用的几乎完全是西方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就这一点而言，宪法中规定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已经不是坚持教条了。但是，如果放弃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分析，那么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全部理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其二，就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状况来看，报告把他们列为“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的第八、第九个阶层，说明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的实际政治重要性在下降，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移。报告中这样一段文字特别应值得注意：
在深圳的被调查工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党员。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出，现今的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的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下降，与党的关系疏远。如此发展下去，是与工人阶层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一原则不相称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这段文字中的工人主要指农民工，或曰是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这里要领导者“关注”的，是要使工人阶层多加入共产党，以使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状况符合共产党的阶级原则。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加强工人阶级实际领导地位，而是使工人阶级中党员的数量符合党的理论要求，以使真正进行领导的阶层获得正当的权力基础。
其三，我们应注意，人民民主专政中工人阶级领导和工农联盟基础的地位不会因为工人农民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动摇，或者说这种地位的变化不会实际写入新的党纲并修改宪法序言第八段和第一条。反映新社会结构的办法应当是用提高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来实现，比如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并且进入一定的领导决策层等等；在宪法修改上也将是写入较多的文字，而不会删除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
六、“三个代表”的理论
初看起来，“三个代表”的理论作为共产党的党建原则，与本文所说的国家本质问题似乎无大关系。不过，宪法第1条所说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事实上就是指“通过共产党”而实现的领导，所以，共产党的党建原则实际上就是领导原则，它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具体运作模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三个代表”的理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00年2月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来的，其经典表述是：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三个代表”提出的历史背景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三大考验：第一，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实现祖国统一。第二，能否领导中国把实现工业化同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结合起来，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担当起这样两个层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双重历史使命。第三，党本身能否在进入整体性的新老交替的新条件下，在国际国内新环境中，保持先进性和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实际上，这三大考验总的历史背景还不止如此，它应当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世界化条件下，社会政治经济利益分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进程已不完全操纵在共产党的绝对控制下了。
从表述来看，“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过去所强调的党的性质似乎区别并不太大。故而在它一提出时，曾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怀疑：一是来自于海外和国内一些习惯于对共产党的所有政策措施无区别地进行指责的人们，不管共产党有什么样的政策，他们总是极尽揶揄嘲笑之能事；二是来自于内部左的观点的怀疑，认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没有什么好说的；而对于后者，笔者认为只能认为他们像汉初儒者那样“不知时变”。从本文前几部分的分析看，如果中国共产党还在坚持过时的理论，中国还可能获得发展吗？“三个代表”的提出，不是要让共产党恢复或重建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能力和机制，而是要让共产党不断地去追赶、适应飞速变化的形势，在追赶和适应中继续领导国家，在追赶和适应中获得领导的能力和权威，在追赶和适应中持续地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三个代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实证主义的政治理论。从这一点来看，它对于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发展，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