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工人阶级比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特殊，他们可以以另一种社会规律来创造历史。可是，从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起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表明，无产阶级实际上既没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没有在自己国家内消灭商品经济。如果从实证的角度看，这要么说明目前的世界生产力水平还达不到甚至是世界某一局部地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程度，要么说明资本主义仍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当然事实就是如此。中国进行了20年的改革开放，其过程就是不断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部分的过程；在理论上阐述的和写入
宪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混合形态。根据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的原理，中国现在所谓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一种混合了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体制。这种混合的社会形态能够部分地说明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国现在一方面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另一方面工人却面临着大量失业或“下岗”的命运。从前面的分析看，应当说这是必然的。
进一步分析，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但作为与剥削阶级相对立的工人阶级却仍然存在。这当然可以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方面来解释，但也可以从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这方面来说明。对此，下面还要谈到。
农民阶级第二个要分析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农民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解决农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即使在现在，也仍然没有过时。然而，改革开放前作为工农联盟中主力军的农民的地位却令人十分不满意。在中国革命中，农民阶级无偿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热情，以血的代价争取到了全中国的解放。但是，解放以后、特别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阶级争取到的许多权利被形而上学的政策剥夺了。与工人不同，农民必须自己为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奋斗，还要接受来自于工农业新产品“剪刀差”的剥削。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民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社会中最贫穷、政治经济地位最低下的一个阶级，因而，也就构成了社会中即便不说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富革命精神的一个社会集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问题，甚至1978年以后若干年内，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时都是跟在农民后面的；现在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也仍是农村的乡镇企业。
这就是说，农民阶级固然与最先进的生产力形式距离甚远，但表现出来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却并不比工人弱。笔者由此想到，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不应仅以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远近来判断。首先，“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应是一个比较学上的概念，假如一个社会集团在经济和政治上比较落后，但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再假如这个社会集团的传统并不阻碍它获得进步的话，那么，如同中国人常说的，“穷则思变”、“置之于死地而后生”，这个社会集团获得发展的势能将比其他社会集团更大。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事实证明，农民接受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积极性并不比其他社会集团更小，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和从事城市建设的农民劳动大军，以及难以数计的农民企业家大军，就是明证。其次，农民历来受国家的关怀很少，而且容易受到国家的限制——这的确是农民比较散漫为他们自己所带来的历史命运。但是，正是由于远离城市和远离国家权力的关怀，他们的自由程度就更大一些，甚至可以说他们比工人离“自然状态”更近一些，比较容易接受和忍受市场经济残酷的“丛林法则”。所以，事实上，是农民的行动自由所造成的经济自由现实，使中国整体上能够很方便地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没有太大的困难。
尽管农民阶级对于现阶段中国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其理论原因在于，其一，农民仍被认为是具有落后、散漫、保守的一个阶级；其二，农民如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他们所具有的自私本质将会阻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家战略。从下表可以看出，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职业构成中，农民所占代表的比例远不如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当然，比例大小不是决定性的，像表中“文革”时期的各社会阶级阶层的代表比例比较平均，但对决策的影响不是平均的），这不是选民意志的结果，而是选举制度上对他们进行限制的结果。起码在这一点上，宪政精神所要求的平等没有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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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下一个应当重点分析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不是阶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知识分子是“一张皮”，披在哪个阶级身上就隶属于哪个阶级。 中国自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就形成了一种精英社会，“士大夫”在那时就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中国古代所谓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得不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支持的起义或革命就不会得到成功，如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总是掌握着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的一群人，“知识就是力量”，他们理应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