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敕语》公布后，12月出版了中、英、法、德语言版，官方中文译文如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这个《教育敕语》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来理解：
第一部分提纲携领地阐明了日本“国体之精华”乃忠孝二字，国家道德之本就是教育之本，也即教育以培养忠臣孝子为出发点；
第二部分列举了十大德行，即孝、友、和、信、恭俭、博爱、学习、成德、公益世务、重宪遵法，构成了所谓“德育”的主要内容；
第三部分叙述了德育教育的结果仍归于造就“义勇奉公”的“忠良臣民”，以“扶翼”天皇，其实暗含着做盲目听从的工具之意，体现了军国主义扩张的需要；
第四部分就是第二段，说明上自天皇自己、下至黎民百姓，均要一体遵守。天皇遵守意味着政府不改变教育宗旨，百姓遵守是要奉行。不过，天皇与臣民“俱拳拳服膺”，表明这份文件具有教育约法的性质，与我国绝对专制君主制下皇帝自外于自己命令的情况有别。
《教育敕语》以“忠”、“孝”为核心内容，体现了日本传统的道德要求。这固然体现了东亚国家的重教及重伦理的传统，但它所重的“教育”实为“皇民教育”、“神民教育”，不是为了扩张知识和思想自由，相反是要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把人人变成日本近代化机器上的一个无思无欲的零件。
《教育敕语》实际上被视作国家的“第二宪法”而倍受重视。它叙述了日本“国体之精华”： 包含着“忠孝”的立国之本，描述了天皇的国民道德人格，提出了国民献身国家的说教。 《教育敕语》的重要性从其炮制者之间的相互吹捧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文部卿芳川显正在致起草者井上毅的一封信中把《教育敕语》的发布描述为“俄然自天而降，令人无限满足”，因为它给了校长们以“安心立命之地”。 润色者元田永孚在致首相山县有朋的书简中说，颁布《敕语》是山县“一生之大功也”，因为正是在他的推动和领导下才产生了这份日本“不磨之宪法”的。
应当指出，《教育敕语》成为“不磨之宪法”，并不仅仅是指国民教育精神层面上的永恒性，还有形式上的或技术上的特色——关键在于“敕语”二字。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8条和第9条，天皇有权发布有法律效力的敕令和命令，前者是议会闭会时天皇在紧急情况下颁布的命令，后者是天皇为维护公序良俗而颁布的法令。无论是敕令还是法令，都要由有关大臣副署，以政府名义颁布。但是，《教育敕语》却只由天皇签署、以天皇的名义颁布。这表明天皇不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而是以主权者的身份，代表全体日本臣民发布《教育敕语》的，从而使它具有了超越其他敕令或法令的地位，在教育问题上既具有最高权威性，又具有不可修改性。除了天皇本人的意志，任何其他国家机关或规范性文件都不能违反、质疑、修改或废除这份文件。
虽然在教育问题上，《教育敕语》处于几乎与宪法同等、甚至高于宪法的地位上，但其效力仍要靠宪法维持。就在它颁布的第二年即1891年，东京第一高等中学发生了“内村鉴三不敬事件”。内村是该中学的教员，基督教徒，在学校的“敕语奉读式”上对大厅正中摆放的天皇签名的《教育敕语》只点了三下头，没有鞠躬“拜礼”，当校长提醒他这是不敬时，他还声称“小生自有小生的立场，何为辞仪！”于是学校以“不敬”、“无礼汉”的罪名将之解聘，理由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拒绝拜礼等同于否定国体，最为大逆不道。 从这一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盲目接受愚民政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