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种教育思想斗争的结果是以官方教育思想、特别是守旧派思想的胜利而告结束。为探求守旧思想胜利的原因，必须在结合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的条件下，才能清楚地予以解释。日本官方的教育发展道路是培养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民众。明治时代专制主义政治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国家的军国主义化，教育必须满足军事的需要。日本军部认为，1872年的学制改革并没有满足这一要求：一方面为求跻身列强，日本军队必须对外扩张、侵略，要求国内环境上民众对日本在国外的侵略活动表示“敌忾”之心，不要表示不安或疑惑；另一方面，希望日本士兵在平均文化水平上高于敌方士兵，同时在顽强精神上也胜过对方，以期用人的素质确保战争的胜利。总之，“最要紧的是人民的一般素质超越敌方”。为此，军部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进行“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培养“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的军队，让士兵具有“重于山岳者义、轻于鸿毛者死”的觉悟。
为此，自1882年起，止于1945年，日本天皇都以身著大元帅服的仪容照片面对其臣民。各学校近代体操课的管理权也自1886年以后由文部省移交陆军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军事训练。
顺便指出，如果不谈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扩张而对亚洲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仅就日本自身发展而言，这种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诉求实际上是使日本强大的手段，或者说是唯一的选择，因而形成了日本全社会的一种共识。客观地讲，专制体制的建立是在几乎全体日本人之间“协心同力”、甘做“顺民”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尽管从根本上说是短视的，但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分析维新教育事业的两条道路，用民权思想教育下一代与用专制的手段发展国家根本不相容。如上所述，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在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争霸的条件下，日本选择了以军事现代化为基础的发展道路。 军人治国的特点就是按照军事组织的形式或军事需要来组织国家和社会，使政府管理像军队指挥一样令行禁止；同时要求民众像军人一样以服从或盲从为“天职”，不要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或者让自己的自由意志服从国家意志。民权思想也许比较人性，符合人类思想自由之天性。设使日本当时选择了走民权发展的道路，也许早就成了一个民主的发达国家了，社会可能会更合理而国家发展则可能比较缓慢，在十九世纪末那种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甚至可能不会获得任何发展的机会。所以，民权运动的国家发展道路虽然是一种合乎理性与正义的道路，但不是使国家迅速崛起的道路。既然日本明治政府选择了专制主义道路，当然要阻止人民走上另一条道路。因此，明治时期以至二战结束以前，民权思想虽不绝如线，但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专制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愚民教育。
二 《教育敕语》与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完成 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公布，宣示了明治维新任务的完成，也标志着日本国家发展道路专制主义倾向的确定。随着宪法的公布，自由民权运动所要求的民主主义宪政体制已经失去意义，其教育思想自然受到抛弃。日本政府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把日本全民教育成专制主义的驯服工具。
1889年2月11日，正当帝国宪法公布之日，森有礼遇刺身亡，标志着教育思想的关键转折。宪法第1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3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被称作是日本的“国体明示”，它要求教育体制必须符合树立天皇绝对权威、绝对尊崇的要求。 1890年2月，森有礼去世一年左右，在时任内务大臣的山县有朋的支持下，召开了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会上来自日本各县的知事主要讨论了教育问题。在这些地方政府长官看来，当时的教育有两大问题：一是教育本来应既培养学生的“德性涵养”又传授“知识技术”，但现在的教育政策只重视后者，学生道德衰退，“浮薄轻躁”之风甚烈；二是把欧美作为理想形态，用以衡量日本的历史、文化，产生了轻视本国传统的心理，有人甚至以做日本人为耻。 因而，知事们痛感德育式微，遂发起了一场“德育运动”，要求强化传统道德教育，希望天皇出面矫枉。 这场运动得到了新任首相山县有朋和新任文相芳川显正的支持。同年5月山县主持了有关教育问题的一次内阁会议，明治天皇出席并指令文部卿编写教育箴言。1890年5月末6月初，芳川让儒者中村正直起草了一个儒学色彩非常浓的草稿，芳川感到不满意，交给法制局局长井上毅，后者也认为不妥，自己起草了草稿，交给以主张“儒学为体、西学为用”闻名的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修改、润色。后经过一些讨论，10月29日，山县和芳川进谒感冒卧床的天皇，10月30日以“下颁”全国小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