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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的官僚可以操纵一些不懂得本省事务的大臣，大臣的一切对外发言等均由官僚事先准备好。见同上注，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另见沖野安春『現代日本の政治』，芦書房，1996年初版第2刷，p. 17-19.
参见同前26注，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pp. 72-74.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4年初版第21刷，p. 56.
参见同前27注，沖野安春，pp. 52-56.
Wolfgan Rudzio, Das politische System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3. Aufl., Leske und Budrich, Opladen 1991,S. 280.
见前引小沢一郎，p. 59，p. 61.
山口二郎『危機の日本政治』，岩波書店，1999年初版，p. 65-66.
同上注，山口二郎『危機の日本政治』，p. 105.
参见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2000年第75刷，pp. 35-37.
较善于服从而不惯于抗争，当现状令人满意时就宁愿维持。这一点与英国人民尊重传统的性格倒是比较接近，只不过传统的内容不同罢了
参见前引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p. 20.
见前引MaxWeber, S. 729, 739f.
EvaEtzioni-Halevy, Bureaucracy and Democracy: a political dilemma, London1983, Routledge & Kegan Paul, p. 109.
转引自《世袭议员主宰日本政治》，载于2000年6月23日《生活时报》。
（汉）刘歆撰《西京杂记》卷六，引自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所谓的“革命家庭”，即许多党政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子女纷纷进入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形成了一种“继承关系”。这看起来类似于日本的“家族化”，但实际上完全不同。在日本，无论官僚机构如何成为决策的重要力量，他们也不可能代替民选的议员和政治家成为国家政治的主角；同时，议员和政治家即使是世袭的，也是经过选民同意的“世袭”。民主制度是对日本家族传统的最终制约。但是，在中国，“世袭”有制度延续性的客观需要，但其形式则完全是寡头式的。
定の文化的文脈のなかのすべての人々の行動が、この文化に一般的な価値と信条によって形作られることは避けられない。
Ferrel Heady, PublicAdminist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1966. 此处引文来自本书日文版：F. ヘッディ『政治体系と官僚制』，中村陽一訳，福村出版，1972年東京，p.31-32.
英国政府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认为，现代日本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imperialism, from Guardian Unlimited © GuardianNewspapers Limited 2002.
像在中国，事实上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祭起家族关系的大旗。见Max Weber, S. 778: Aber die Praxis sah wesentlich anders aus. In die zahlreichen lokalen Fehden der Sippen und Dörfer griff derPatrimonialismus normalerweise nur im Notfall ein, und auch Eingriffe in dieWirtschaft waren fast stets fiskalisch bedingt und wo dies nicht der Fall war,scheiterten sie, bei der unvermeidlichen Extensität der Verwaltung, fast immeran der Renitenz der Interesse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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