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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上面谈论的多数是一些日本官僚制家族性存在的问题。“官僚”一词在汉字中与“公务员”或“官员”相比，具有贬义，代表着刻板、不讲人情变达的表现；“官僚制的家族性”如果代表着一种办事时按照传统的效忠性而非法律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更像是一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怪物。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如果我们以家族性作为日本现代行政机构其特征的话，那么，日本就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现代意义上的官僚体制。韦伯认为，现代官僚统治（Bürokratische Herrschaft）以民主为条件、以法治为根据；如果行政人员只听从于一个“主人”的命令，或者内部规则高于法律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宗法或父权统治（Patriarchale Herrschaft）。
不过，人类追求完美，却不可能设计出完美的制度来。事实上，笔者认为家族性并不是完全不可取。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代表着传统和文明的延续。另外，从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官僚机构会不断积累权力，在各方面卷入和规范社会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笔者看来，除了个别问题外，日本行政机关总起来说运行得是非常有效率的和成功的。对官僚家族性的批判，可能只不过是人类追求完美的一种表现吧。
山口二郎教授对官僚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但他认为家族性政治有着一些优点，例如他认为“世袭议员”继承了先辈固有的地盘，无后顾之忧，敢于说话，不怕打击；只要这些议员有真才实学，就可以成为国家之栋梁。 笔者对山口教授的话深表同意。从中国历史上看，自周初以降，史官都是世袭的，所以才出现了春秋时晋董狐的故事。汉代初期，太史公职位仅次于丞相，“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但到了专制形成的汉武帝时代，由于司马迁记载皇帝的过错而被处刑，到汉宣帝时就“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巳，不复用其子孙”。 自此以后，史官的家族传统断绝，而中国也就没有信史可言了。
世界各国均存在着政治“世袭”的情况，但都没有成为很大的政治问题。 在西方，家族性只是在与一党政治相结合的时候，才会成为引发腐败、专制、低效的诱因，并且难以消除。然而，即使在日本存在着家族性政治的种种问题，但这是日本人民的选择。何况家族性或许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客观的利益分配构成呢。
尽管福泽谕吉早就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但一个民族接受的外来思想意识，只会构成行为的外在指导，而内在的潜意识即所谓的民族性却是难以被新思想完全替代的，同时也是难以查觉的。因为“在特定文化形式下，所有人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此文化具有的一般价值和信条的影响”， 这是必然的。而且事实上，日本民族在地理上处于亚洲，整体上不仅在地缘政治上，而且在社会构造上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完全“脱亚”的目标。 进一步说，日本民族虽然能够很快接受外来先进思想的影响，在平时完全像是在按西方的观念在思想，但是，一旦发生国家的、政治的危机，就会产生对传统思想的复归，也即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深藏在日本社会和个人意识中的传统思想。 所以，不管如何认识家族性问题，假如它属于日本传统社会思想的一部分，那么它在什么时候都是一种“不思量、自难忘”的存在——因为它就是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本身。
甘 超英
二〇〇二年六月於新潟大学法学部
【注释】
本文根据2002年6月在新潟大学法学会上的一篇发表稿修改而成。在此笔者感谢国谷知史教授、南方晓教授在命题上的意见；特别还要感谢山下威士教授和四谷有喜教授等，在发表后向我提出了完善本文的一些重要指导和建议，据此笔者完成了对本文的修改。
各国在政务官的产生方面有不同做法，一般均取决于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的意志。在去职程序上也有各种规定，但主要的形式是在选举中败北或遭罢免。所以，此处把选举作为政务官任职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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