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传统中的家族性其实还可以向日本历史更早的阶段追溯其根源。在古代日本，孔子的“名正言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种高贵的姓氏可以被视作担当一定职位的家系基础，象征着取得权力的性质和正当性。十七世纪初德川家康在就任征夷大将军一职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皇封赏的“氏长者”（源氏）地位。这被称为是“拟血缘的原理”，是为了表明德川家康是日本第一任将军源赖朝之武家权力的继承者，其权力的范围与有效性因源于古代而合法；同时，鉴于源氏在历史上与天皇的家族血缘联系，德川家康的氏长者地位有助于加强他代天子治天下的权威。
所以，权力、公职的家族性问题，在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相当于中国秦以前的社会结构，古代日本国家机关的家族化是以社会的身分制为基础的。武家与士农工商“四民”各守其分，才会有对公职的家族性垄断。
再上溯到公元七—八世纪，日本古代国家行政机构形成过程中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公权力与家产制并立的趋势。由于“大化改新”之后全面引入隋唐政制，中国的世族政治到日本后就变成了贵族制。但与中国的君主专制不同，日本当时的政治权力并未极权化，而是逐步贵族化了。 政治贵族化实际上就是政治权力和国家管理事务的家族化，因为此后直到幕藩制国家的成立，政治都是由贵族掌握的；而在近世以后的日本，官僚的家族性仍然得以延续下来，形成戴雪（A. V. Dicey）所说的宪法惯例，只不过官僚的世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并非公认的制度而已。
明治维新时期，维新派“活用”了天皇的权威，靠着威迫幕府将军的“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的行动，把天皇树立为支配人民的绝对君主。如果仅就家族性的近代根源看，树立天皇绝对权威的造神运动对家族性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社会道德教育，其二是官僚势力的重新整合。
从社会道德教育方面看，1890年（明治23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是砥定日本新社会道德的基石，而且也是建立“一家”日本的关键性文献。《教育敕语》以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出发点，以为“……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可见，其核心内容是“忠孝”，而以孝为社会道德之本。旧日本文部省后来发布的《敕语衍义》将忠孝谓为“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国君待臣民以恳切之情，臣民待国君以忠孝之道，此德义之极大者也……国君出自慈善之心爱抚臣民，臣民不忘恩义而对君父尽忠孝之道……”“由此观之，我邦卓然屹立于东洋诸国之间，知君臣父子关系得其宜之方者，无非基于教育，外此则不知其然也”。 对于“扶翼”皇运，还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认为社会之构成，国家之组织，必然需要统治者，小至酋长，大至君主，恰如蜜蜂、蝼蚁或鹤群、象群一样，由一个一家之长，集权力与权威于一身，方能正常运作。
就国家管理的层面上看，“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是为了抑制传统的朝廷旧势力的抬头，从而维护新官僚的既得利益。 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官僚制，是在引入西方文官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但这并不能否认原有官僚制家族性传统的影响。明治新官僚的出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近世日本官职的世袭制，然而，传统本身的影响却是潜在的、无法简单地予以否定的。新官僚掌权后，虽然因打破旧有的门阀制、实行考任制而广开仕途之路，出现了“英俊竞进”的局面，各种社会阶层的人们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而非出身进入国家机关工作。 但是，平民化的结果如福泽谕吉在1888年所观察到的：“官员者殊少男子气概，动辄屈其节以事人，其举动时时陷于卑微，盖彼等之生活皆须依赖于俸给以免于饥馑故也”。 也就是说，1887年（明治二十年）官制改革后，日本政府部门很快就从“创业”、“革新”的局面回复到了“秩序的时代”。不过，新的官僚制稳定后，日本近世之前的“下剋上”现象就在官僚与政府间出现了，特别是战前和战中军部官僚气焰最盛。 而这种“官僚支配”的局面，如前所述，在战后也很快就恢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