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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把产生物权结果的交付、登记等行为和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直接生硬地叠加在一起,[6] 以此来解决移转所有权的合意、设立抵押权的合意的效果问题, 认为意思表示和交付、登记等行为结合在一起，才构成物权行为。换句话说, 合意必须与交付、登记等行为结合在一起，才成其为物权合意。这种理论极其粗糙，说合意必须与交付、登记行为结合在一起，这等于什么也没说，无非是把法律行为中关于意思表示的要件重复了一遍。
王泽鉴先生提出生效条件的观点来解决合意的结果问题,[7] 比前述观点理论上精致一些，合意与交付的关系不再是并列的关系，交付作为合意生效的条件，凸显了合意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但这种理论仍然不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比前述观点也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重复了法律行为中关于意思表示的要件，说合意以交付、登记等行为为生效条件，等于说合意以结果为生效条件，这毫无意义，并且是逻辑上最忌讳的循环论证。因为交付、登记行为产生物权上的结果，所以这些学者把其当作物权合意的生效条件；而物权合意生效的含义和结果也正是物权发生变动，合意产生的结果恰恰是产生合意的前提。学者们煞有其事地宣扬着生效说，对于该论点在逻辑上循环论证的破绽浑然不知。先合意后结果的错误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生效说的提出不足为奇。我的观点是：交付、登记不是合意的生效条件，而直接是合意的生成条件，在交付、登记等产生物权结果的行为之前，根本不存在物权合意，物权合意与物权变动同时生成。
国内学者孙宪忠先生借助公示概念来建立移转所有权的合意、设立抵押权的合意与交付行为、登记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这种观点的迷惑性也很强。孙先生的逻辑是：物权合意必须公示，交付、登记是公示的方式，所以物权合意必以交付、登记等行为为自己的表示方式。“这样就把物权法上的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结合在一起了。”[8]交付、登记等行为是公示的方式，这豪无疑义，而说物权合意必须公示出来，却未必如此。逻辑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产生物权上的效果的移转所有权的合意、设立抵押权的合意必须公示，而不是移转所有权的合意、设立抵押权的合意必须公示，或者说移转所有权的合意、设立抵押权的合意一经公示，则产生物权法上的效果。
物权合意的本意应该是对移转所有权发生物权效果的合意，按照孙先生的观点，该合意必须公示出来才能生效。从逻辑上讲，在公示之前，我们根本无法判断交易者的合意是上述物权合意，在公示中，也判断不出上述合意。广告的公示度并不逊于交付、登记等行为，但即使交易者在广告中把移转所有权的合意公示出来，我们也不能得出当事人怀有使移转发生物权上的效果的合意，而只能说双方达成了债权的合意。物权合意，只能在产生物权效果的行为中体现出来。如果说从公示中能判断出物权合意，那只是因为交付、登记行为产生了效果，主体既做出了该行为，当然就表达了物权合意。质言之，从交付、登记等行为中可以判断出来的是：物权的事实状态；交付、登记之前的债权合意；因进行产生物权变动效果的交付、登记行为而体现出来的物权合意。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债权合意公示出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不是物权合意必须公示出来，才能生效。物权合意并非生效的公示之前的合意，而是对公示之后所产生的结果的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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