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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理论马克斯·韦伯被称为魏玛
宪法之父，因为他的政治理论是制定魏玛
宪法的主要指导思想。对于总统，韦伯认为德国应实行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制，理由是：第一，只有直接选举的总统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第二，只有千百万人选出的总统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化理想（Sozialisierung），人民的“专政”（Diktatur）需要一个“独裁者”（Diktator）；第三，只有人民选举的总统才能建立起民选的官员制度，用以取代长久以来的贵族统治；第四，用民选总统来抑制有经济利益（经济院）决定的议会；第五，总统是“国家统一原则的承担者”（Trägerdes Reichseinheitsgedankens）；第六，议会至上只会使政治成为议会多数的政治而不是人民的，总统直选也就直接代表了人民；第七，只有一个民选的总统才能为柏林和普鲁士人接受，否则普鲁士的邦长将成为德国的实际元首。
对于议会，韦伯在一战结束前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德国民主的基本看法是认为德国缺乏“有组织的民主”或“代议制民主”（geordneteDemokratie），却有丰富的非民主煽动家和群众暴乱传统（Demagogieund Pöbeleinfluß ohne Demokratie）。这一点上他无比正确。他进一步指出，民选的国家元首与民选的议会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即“大众民主”（Massendemokratisierung）与代议制民主（parlamentarischeDemokratie）有不相容性。不过，这种双民选机构有好处，起码议会的作用是①稳定权力关系；②使总统权力地位有受控性；③保留民治的法律手段来反抗总统；④改进官僚体系的有序方法；⑤当总统失去大众信任时用和平手段消灭凯撒式的独裁者（cäsaristischer Diktator）。总之，韦伯认为民选国家元首的战后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大众民主有危险，但总体上两种民选的权力机构可以互相牵制，二者的合法性都不容置疑。
韦伯对全民公决（Volksabstimmung）评价不高，因为人们只是在“是”和“否”间进行选择，没有妥协，而大多数法律都要在妥协的基础上制定，不可避免地会忽略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所以，在德国人民民主素养不高时，除国家元首的选举外，最好少用。
比较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当时有一群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他们在互相辩驳中制定了宪法；而德国当时只有社会民主党处于优势，而也只有韦伯这一个优秀的理论家，所以宪法不能反映不同的意见，也不能吸收各种观点。即使是韦伯，在后人看来，其宪法理论和设计无比幼稚，根本不是人们深思熟虑的结果。
⑵宪法的缺陷尽管制定魏玛宪法的人可能自认为高瞻远瞩，而在后世人的眼中，“共和的建立早已播下反民主与共和覆灭的种子”。 后人发现它至少有三个极大的缺陷：
l 规定了与国民议会平行的直选总统。根据西方民主的固定模式和理念，两个机构由直选产生，就意味着两个机构都是权力中心。而在实际上，宪法只赋予议会以消极的不信任投票权，却特别赋予总统以总理任命权和紧急状态宣布权。比较而言，无论从法律地位上，还是从权力重要性上，议会在总统面前都相形见拙。
l 从瑞士和某些邦的宪法中引入了全民公决措施，作为对人民主权的反映和对议会权力的制约。从民主和宪政意义上看，魏玛宪法的初衷是善良的，但在具体规范上，却缺乏操作的必要限制和严格程序；而且，德国社会并不具备瑞士那样的社会民主条件。东施效颦的结果是造成了全民公决的滥用。
l 没有对政党作出应有的规范，完全听任政党的自由发展；同时，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更造成了政治力量的分裂。
前两方面的缺陷意味着魏玛共和国政治制度中有三个权力中心：国民议会、总统和人民。尽管三个中心都具有合宪性或合法性，各有各的作用，但宪法上的权利相侔、不分轩轾人的结果却是权力的互相冲突。当然，法律上的错误还不足以使一个政府垮台。更糟的是，当时的战胜国采取报复措施，意图摧毁德国的经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形势更趋恶化，造成了人民对魏玛共和国的失望和不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党才得以步履轻盈地完成由民主向独裁统治的“合法”过渡。第三方面的缺陷是魏玛共和国覆亡的更直接的原因之一。政党的自由发展在在英美等有着相当长宪政历史的国家是当然的，法律无须对政党作出特别规范；但选举制度的多数代表制明显能抑制政党的分裂，不会造成政府不稳。然而在德国，普鲁士和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都是严格限制政党作用的，也即德国本身的政党制度不发达；政党应扮演何种政治角色亦非当时的德国人民所能理解的。因而，作为魏玛共和国掘墓人的法西斯党的出现，不能引起广泛的警觉是无足为怪的。政党的自由发展及与之相伴的比例代表制选举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野心家便趁此而篡取德国政治之牛耳。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对脆弱的魏玛共和国民主政府的致命打击。在经济危机中，工会和资方无法达成妥协，而政府不仅苦无良策且资金不足。危机造成了社会政治对立，使国民议会中没有一个政党能占据多数席位，总是走马灯似地更换政府；政府不稳反过来更给经济问题的解决雪上加霜。1930年9月的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SPD）、国家社会主义工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deutsche Arbeiterpartei）即纳粹党（NSDAP）和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ei Deutschlands，KPD）占据了议会多数；1932年总统选举，冯·兴登堡（Paulvon Hindenburg）再次当选；1932年7月和11月两次国民议会选举，纳粹党虽未能得到议会绝对多数，但均已获得了多数政党的地位。不过，当时的德国政界多数人对纳粹党是有警觉的，没有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于是，纳粹党利用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合法地进行煽动性宣传、组织集会游行，以影响民意。与此同时，民主力量却陷入分裂，不能形成稳定的政府以解决经济问题。最后，在保守力量包括前皇帝威廉二世的压力下，尽管在内阁组成上限制了纳粹党的入阁人数，兴登堡总统还是不得不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至此，代表反魏玛宪法民主政体的纳粹党上台，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