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实际上非常简单，即都指明：德国社会或说人民的大多数在心理上和社会意识上仍是上帝的奴仆，在社会生活中仍是君主或专制制度的顺民。
3．对尼采思想的分析尼采（Nietzsche）思想的出发点是认为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已丧失了它的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所以“上帝已死”。
传统价值观代表着一种奴性道德，因为基督教的创始者要人们做顺民，鼓励人们顺从和与人为善。这种旧道德应为新道德取代，而新道德的基础就是“超人”思想（Übermensch）。
尼采认为，大众只是一群顺从于传统的羊群，而超人则是一个无畏的、独立的和有坚强个性的人；超人有敏锐的洞察力，他也有感情，但感情要服从于理智；超人的精力集中于现实世界，而不是幻想着来世，所以超人热爱生活，勇于承受生活的痛苦和欢乐；超人是价值的创造者，是主体道德的创造者，而这些价值和道德都反映了个人的力量和独立，它们使人摆脱陈规陋习而获得自由，当然这种自由不否认个人所确认的正当价值的约束。尼采进一步阐述了“统治者种族”的问题，认为，“一个大胆的统治者种族正在加强自己……目的应该是为在智力和意志方面天赋最厚的一种特别强壮的人准备根据新的原则估计价值标准。这种人和他周围的精华人物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
尼采认为，所有人类的行为都受权力欲的驱使。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对权力的渴求不单单是想对他人行使权力，更是要对自己行使权力，使自己具备必要的创造性。这种权力表现在超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和洞察力上。虽然尼采明确否认已经出现了超人，但他却指出某些人可能具有超人的特性，如苏格拉底、基督、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莎士比亚、歌德、凯撒、拿破仑。
对于战争，尼采说：“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超然孤立而不可救药地趋于衰亡”。
正是尼采关于国家、权力、战争、超人的这种观点，被人解释为或误解为专制独裁的鼓吹，鼓励人们建立主仆型社会结构，从而为独裁哲学开了先河。 事实上，从尼采对超人的表述上，我们多少能看到希特勒的影子：具有坚强的意志、对自身的苦行僧要求、独立性、“洞察力”、独裁。
4．实证主义法学－法律权利说实证主义法学观认为只有现实需要和人们间的实际关系才会产生法律，超现实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人试图阐明这种自然法，这种“自然正义”也不可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任何权利都是法律赋予的。如果否定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人治，等于说个人的意志有可能高于法律；专制会信口开河，只有法律才会具有确定性。
在德国，法律权利说的代表人物是拉德布鲁赫（GustavRadbruch）。在二战以前，他的基本观点是调和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说，但以实证为主。 首先，他认为，“法律命令的效力仅源出于法律设置意志的力量，故法律效力和道德约束之间通过法律秩序的道德目的而迂回取得了关系”。 其次，他认为，一部实在法的效力或有效性不能通过其是否合乎道德而证伪， 按照奥斯汀的说法，那种认为“人类法律与道德基本原则相冲突就不成其为法律”的说法是“十足的废话”。 第三，拉德布鲁赫认为，除个人主义和超个人主义（指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第三种国家观，即“超人观念”，“它不复在自身，不在个别或整体人格中，而是在产生或遗留下来的成就以及这种成就的总和－－文化中，寻求生活的最高使命”在社会共同体中，“对于个性来说，仅在于他忘我地献身于事业，毫无保留地附着于共同体”；对于共同生活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当理智和科学不能完成这项工作时，意志和力量就必须加以承受”。 第四，拉德布鲁赫还有一个格言，叫做“法律就是法律”或“把法律当作法律来看待”（Gesetzals Gesetz），意为法律是人类社会的绝对命令，必须服从。
拉德布鲁赫的这些观点为纳粹所利用，成为法西斯的法学工具。
二、联邦德国战后对宪法制度的反思1．魏玛宪法的缺憾魏玛宪法被认为是宪法发展过程中划时代的转折点，是现代宪法的开端。然而，这样一部受到高度赞扬的、代表民主宪法发展方向的法律文件却十分短命，随同它所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在短短的14年后就寿终正寝了，代之而起的却是极为反动和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这种反差现象不能不引人深思。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法学角度上看，通常认为，这还是在于魏玛宪法本身所设定的制度有着致命的缺陷，但首先是宪法理论上的不足（从中也可以看到理性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