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末大学法学教育
首先是北洋大学法科。1902年，袁世凯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后，重振学务。因战争而停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因之重建，改名北洋大学堂，设法律、矿学、土木工三科，同时附设师范科。重建的北洋大学堂规模较小。据《学部官报》1907年所列教员表，当年法科教员仅2人， 一为美国律师林文德〔16〕，一为中国籍刘国珍。据学部派员调查报告，当年法科学生仅32名。课程有：国文国史、英文（兼习法文或德文）西史、生理、天文、大清律要义、中国近世外交史、
宪法史、
宪法、法律总义、法律原理学、罗马法律史、合同律例、
刑法、交涉法、罗马法、商法、损伤赔偿法、田产法、成案比较、船法、诉讼法则、约章及交涉法参考、理财学、兵学、兵操。学科配置很不科学。该校教学内容，前已有说。据《国立北洋大学三十七年班毕业纪念刊》，从1905年至1911年，法科法律学门毕业生仅9名。教育效果显然不理想。但是， 该校派赴国外留学的学生较多，仅1906年就派出37名。我国著名学者马寅初先生，就是1907年由该校派赴留学的。1917年，北洋大学法科归并北京大学，从而结束了北洋大学法学教育的历史。
与北洋大学重建同时，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筹办山西大学堂。筹建期间，英国驻沪耶酥教总教士李提摩太提议，将山西省赔偿教案的五十万两白银用以筹建中西学堂。几经协商，中西学堂改为西学专斋（简称西斋），并入山西大学堂。双方签定合同，西斋由李提摩太主政，十年后交由山西自办。西斋学科分为五门：文学、法律学、格致学、工程学和医学。法律学内分：政治、财政、交涉、公法等学。按照合同规定，西斋课程、延聘教员、考选学生，均由李提摩太决定。现存资料显示，1906年全部西斋教习不过12人（外籍4人，中国籍8人），教授法律仅英国人毕善功（Bevan,Louis Rhys Oxley）一人。课程偏重欧美法律，仅设罗马法、契约法、法理、名学、英文。无中文教材，由外国教员讲授，中国人任翻译、学生笔记，下课后互相对证。由于师资缺乏，教学方法落后，课程贫乏，所以， 学生即使毕业， 知识仍十分有限〔17〕。但是，由于当时人才奇缺，供不应求，因此，毕业生不分优劣，都成为山西各府州县的座上宾。合同期满后，李提摩太按约将西斋交山西自办，山西法学教育由此发端。
作为领袖全国大学教育的京师大学堂，是清末设置最完整的一所大学。该校1902年重建，分大学院、专门分科、预备科三级，附设仕学馆、师范馆。专门分科内列政治科一科。政治科下分政治学和法律学两门。预科分政艺两门，政科设有法学科目。
重建后的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10月和11月分两批招收120 多名学员入仕学馆速成科。仕学速成科类似今天的干部速成班，由各衙门推荐考生，招收已仕未仕人员，讲授法政，实为法政专科。设置的法律学、交涉学、掌故学，均属今天的法学课程。其中掌故学讲授：国朝典章制度大略、现今会典则例、现行政事利弊得失。交涉学讲授：公法、约章使命交涉史、通商传教。法律学讲授：
刑法总论分论、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法制史、罗马法、日本法、英吉利法、德意志法。此外，行政法、国法、民法、商法，列入政治学。速成科学制三年，1906年第一批学生毕业。毕业后直接进入各衙门任职。
大学堂专门分科即为今天的大学本科，学制四年，由预科〔18〕和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升入。预科第一批学生于1908年毕业。分科于1910年正式开学，法政科设本国教员三人，英文正教员一人，副教员一人，法文正教员一人，副教员一人〔19〕。京师大学堂法学本科教育正式开始。按照原定方案，法律学课程如下：法律原理学、大清律例要义，中国历代
刑法考、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宪法、各国民法及
民事诉讼法、各国刑法及
刑事诉讼法、各国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国法。补助课程有：各国行政机关学、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和北洋、山西两校相较，课程设置、教员学生的管理都要完善得多。
清廷设京师大学堂，本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但就三所大学的法学教育而言，不但北洋、山西未达此目的，京师大学堂亦未达此目的。当时学生所能得到的，充其量是法学基本知识〔20〕。欲得“通才”，路途尚远。
（2）民初和北洋时期的大学法学教育
民国成立后，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极望振兴教育，以固国基。但是由于国家政权落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之手，教育成为可有可无之事。因此，这个时期的大学教育极为混乱。但是，由于法学教育与一般知识人的求官欲望相关。故大学法学教育在这一期间，仍然呈现发展势头。中间，虽有几次整顿，但法学教育仍居其它教育之首。
191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提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为七科。翌年，又在大学规程中规定，法科分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法律学门学生必须修完
宪法、行政法、
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罗马法、法制史、法理学、经济学、外国法（从英吉利法、德意志法、法兰西法中任选一门）等十五门课程。选修课设比较法制史、刑事政策、国法学、财政学四门，以扩充知识。这些规定，显示当时教育部整顿清末创建以来的混乱的大学法学教育的意图。
这个时期的大学法学教育，应从三个系统即公立、私立和教会，进行考查。
公立大学方面，除清末三所大学改名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法学教育继续进行外，新建大学大多亦开设法科。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和《三十年来之大学教育》，1922 年， 中国公私立大学共18所，其中8所大学设有法科。这些学校是：北京大学、北洋大学、 山西大学、武昌中华大学、西北大学、北京中华大学、朝阳大学、民国大学。而据郭秉文《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1922年全国有国立大学5所、私立大学7所、教会大学14所。在这些大学中，法学教育最具规模、最为规范、影响最大的，莫过北京大学（公立）朝阳大学（私立）和东英大学（教会）。
民国元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堂。严复出任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经过严复，特别是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长北大以后的改革，北京大学法科成为全校最为完备的学科〔21〕。据《教育公报》揭示，1913年，北大招生，文理工三科总计才招收94名（文30，理23，工41），而法科一科便招收137名，超过三科招生数的总和。 据《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所载，1913年至1923年，北大法科、法律学系毕业人数如下表（1919年，北大采选科制。废去文理法等科之名，采用分系制。原法科，含法律学门、政治学门和经济学门。分系制后，三门独自成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