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后到了汉宣帝时，博士戴圣又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义等方面的论述，编成《小戴礼记》，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礼记•曲礼上》）。还有《礼记•檀弓上》稍有不同的另一说法：“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从父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这里通过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之口中来表述，更增加了权威性。意思是说，人处在有杀父母之仇的时候，要睡草席头枕木，连就寝也受到这样恶劣条件的刺激，以便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复仇。不出门当官，以示不与仇人共天下。与仇人相遇，不要转回家取来武器再与对方决斗，也就是最好平时随身带着复仇的兵器，一旦见到仇人便可以直接杀将上去。如果是居亲兄弟之仇，那就不和仇人在一个国家里担任官职，当由国君派出为使臣的时候，虽然遇到仇人也不报仇，其他情况下完全可以报仇。如果是堂兄弟之仇，就不要领头报仇了，堂兄弟自己家的人如能报仇，可以跟在后面起帮助性的作用。
　　《周礼》一书为人所知已经到了处在西汉和东汉中间的王莽统治时期，因而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假托周代的礼制。该书对于报仇的事做了种种规定，如报仇要经过法定的手续，只要事先到专管报仇事务的官吏那里呈报，登记了仇人的姓名，那么杀死仇人不算犯罪。（《周礼•秋官司寇》朝士）另外还设有调人之官，负责调解双方以及安排移乡避仇之事。据说周时有所谓的“和难”制度，规定“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周礼•地官司徒》调人）可能因为王莽的关系，《周礼》一书在面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被学者重视，只是到了东汉末才由大儒郑玄作注。但不管怎样，它至少反映了一部分汉儒的观念、主张和理想。
　　日本学者富谷至指出，复仇的理念在儒家学说中有的达到了超越时空的程度（见富谷至：《古代中国的刑罚》，日本中央公社论1995年版，第164－167页）。这个说法的正确性不难在经典中找到证明。主张报仇“虽百世可也”，无疑是超越了时间；主张父仇“弗与共戴天”，显然也是一种空间上的超越，即使对方出了本国，跑到天涯海角，那仇恨也仍然是不共戴天。
　　复仇与禁止复仇所反映的，实际是礼与法的尖锐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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