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觉得采用下列观点分析也许比较恰当些，即：与其说中国古代的复仇观因中国的家族制度的存在而存在，不如说这种复仇风气的强韧和复仇主义的深入人心，更多的是和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特有的意识形态的存在相关联。正象大家所知道的，在西汉武帝时，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那就是儒学的官学化，儒学从此成为国家承认的唯一的正统学说。这种官方正宗的学术，带来的是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深刻变化。可以说，是儒家的伦理观而不是别的什么，影响到中国古代的复仇及其相关的法律问题，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出现了显著的不同。
　　诚然，在中国至少从战国初开始就不曾存在过的复仇自由，在以后任何时代也不存在，可是，复仇的问题为何会变成刑事政策乃至司法方面研究的对象呢？笔者认为，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完全是因为在复仇问题上，儒家的伦理与法律发生了冲突，而在现实中的冲突，则正是伴随着西汉中期儒家踏上封建的神坛、成为官方占统治地位的学说以后，才逐渐变得显著起来。如果要划分其中的阶段，可以分为：第一个阶段，是《春秋公羊传》首倡复仇，而且主张也是最激烈。第二个阶段，是《礼记》的出现，说法稍趋和缓，但这部书中涉及复仇的文字互有歧义，反映了主张者中间思想的混乱。第三个阶段，是《周礼》的面世，对复仇问题采取一种较为折衷的方式，以限制和减少复仇事件的出现。对照两汉时期社会复仇观念的演进，以及法律面对复仇行为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宽大与严厉，可以说在复仇问题上，最能显出古代中国特色的是各种儒家学说的强烈影响。
　　向汉武帝建议以儒学为正统的汉代新儒家董仲舒，是专治《春秋公羊传》的。公羊传的成书时期在汉初，该书在微言大义里面提出的复仇主张，就比较激烈。《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就有这样的说法：“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在《公羊传》写到庄公四年时，谈到纪国被齐国灭掉，春秋笔法不直书而写成“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解释《春秋》所以这样写的原因，是灭纪国的齐襄公是贤者，要为贤者讳。从齐襄公往前九世代的先君由于纪侯（指当时纪国的侯）的谗言所陷害，被当时的周天子烹死，齐襄公现在灭掉纪国是为给先祖报仇，因为为祖报仇，所以他是贤者。接下来《公羊传》设问：“九世犹可复仇乎？”回答是：“虽百世可也。”也就是说，为国君的先祖报仇，不受时间限制，即使隔得再久远，也是可以的。公羊甚至公然提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的口号。（《公羊传》定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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