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复仇观之我见
张建国
【关键词】无
【全文】
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把古代复仇问题系于家族一章之内，并引用《孟子•尽心下》所云：“吾今而后知杀人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认为孟子说这话应是亲见许多复仇的事，怵目惊心，感慨之余，故发此论。瞿先生据此进一步认为：“说先秦是复仇自由的时代大致是可信的。”李明德于《中国古代法律的社会特征》中，在引用同一段孟子的话后，也持同样的观点，并缩小时间范围后提出：战国时代可能是自由复仇的时代。他还认为：亲属复仇的长期存在，以及法律与礼义的冲突，说明了家族制度在中国的长期存在，也说明了家族血缘关系对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支配。
可是，如果我们把文献所反映的古代复仇问题和所处背景联系起来分析，不免会对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感到有些疑惑之处。在此想把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公诸于世，并提出一些疑问以就教于学界师友。
一、从孟子的话是否能推论出先秦或战国时代是复仇自由的时代
笔者感到，这种推论有值得推敲之处。
首先，笔者觉得，对孟子上述的话加以引申，认为孟子在讲杀人与复仇的事情，这也许是出于后人的一种误解。据《孟子正义》可知，现流传下来最早的解释孟子的章句是东汉人赵岐所作，而赵岐认为孟子这段话的宗旨是：“言恕以行仁，远祸之端。暴以残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恶杀，反诸身也。”显然，能够暴以残民的，只有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才有可能，所以，孟子可能是针对当权者说这些话的。《尽心下》一开头，孟子就大谈梁惠王不仁，原因是梁惠王贪图邻国的土地而好战，战而大败后还想再战，但又担心不能取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接着孟子分析仁和不仁的区别，同时坚决反对战争，甚至对武王诛纣这样的以至仁伐至不仁，也认为不应出现书所称的杀人流血成河的记载，为此孟子还感慨地道出他那句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在这些内容之后，孟子才谈到杀人父兄的话。我们知道，和父兄相对应的是子弟，所以孟子这段话极有可能是指战争之不可取，因为作为战争的一方的某国，即使一时取得战果，可是杀了对方国家的人，被杀者的子弟长大成人后也会攻进你的国家杀你的父或兄。所以，这段话中的父或兄，不过是泛指意义的，而非指两个家庭之间的仇杀。汉以后的学者，也许没有领会孟子的本意，为《孟子》注疏时，转为引用各种实际在汉以后才成书的古籍谈论起复仇问题，这大概可以说是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们的一种误释。
其次，就算我们认定后人解释孟子这段话是没有错误的，即孟子的确是在谈论仇杀问题，那也不能由此认为战国时代是一个复仇自由的时代。“复仇自由”是个什么概念？不言而喻，那等于说复仇不被法律所禁止，完全是一种想复仇就复仇、国家机构不加过问的放任自流的状态。可是，即使孟子当时真的见到许多复仇的事情，也无法证明这些复仇不受国家法律制裁。就是说，孟子所处的时代复仇的事例再多，都不能随之推理出同时代有复仇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