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
　　第一， 律师如果还没有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取得辩护人的资格，怎么能有
　　权查阅案件材料，全面了解案情？未经全面了解案情，律师又怎能作出被告人隐瞒罪行、拒不认罪或者检察机关重罪轻诉等有关案情的判断？显然，在这种情形下，律师如果以上述理由提出拒绝辩护，只能属于已经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并参加一定诉讼活动后，又拒绝担任辩护人，退出诉讼，而不属于“拒绝接受委托”的范畴。
　　第二， 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隐瞒罪行、拒不认罪或者检察机关重罪轻诉，
　　只是在法庭审理前，根据查阅案件材料、会见被告人等初步调查活动作出的判断。被告人究竟有罪无罪，犯的什么罪，罪行轻重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认罪态度如何等问题，是需要经过法庭调查、辩论，才能最后由法院确定的。而辩护人的主要活动应当是参加法庭调查和辩论。辩护律师在法庭审理前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判断是否正确，也需要通过法庭审理进行检验、补充甚至修正。如果律师仅根据庭审前的初步判断，而断然拒绝为被告人辩护，岂不等于说，作为辩护人的律师，在法院还没有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作出裁判前，就先对被告人作“有罪推定”了。照此推理，法院对公诉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就直接下判好了，何必再开庭审判，多此一举呢？
　　四、最后，有必要就有的同志提出的当律师发现被告人隐瞒罪行，经说服教育仍不坦白交待时，应“先拒绝辩护，再揭发、检举”的主张，简略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这种所谓“先拒辩、后揭发”的主张，从形式上看，是为了划清控诉与辩护的界限，不赞成辩护人执行控诉的职能；实际上则是为了控诉的需要，而完全剥夺了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把律师从辩护人变为控诉人。这时律师不仅不能再给被告人以法律上的帮助，而且变成专门执行控诉职能的控诉机关的有力助手了。
　　这种主张的不妥之处在于，它把辩护律师既要执行辩护职能，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应履行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义务，这两者完全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其结果，则是只要后者，而取消了前者。我认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律师（组织）来讲，这两方面的要求，是应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当辩护律师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确实隐瞒有重大罪行时，完全可以一方面继续依法执行辩护职务，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被告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包括对被告人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促使其主动坦白交待；同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向有关方面反映。这样既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较之“先拒辩，后揭发”的做法，不是更全面、更合理一些吗？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