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具体职能类似于“调制解调器”。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等“二元结构”中，经济法是联系“公”与“私”的桥梁，它就像调制解调器一样，要把相关的国家政策、法律的信息信号进行转换，把国家的制度供给信息传递给私人经济。同时，经济法也需要通过自身的调整，把市场主体的需求信息带给国家（或称政府）。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调整是在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转移和交换信息的重要途径。国家正是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自己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重要目标，而在调整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信号转换，则调整的实效必然欠佳。
在职能方面，经济法不仅是“调制解调器”，同时也是“内在稳定器”。而之所以能够实现“内在稳定”，是因为经济法的调整有助于达到“整体协调”的效果。事实上，调制是经济法调整的手段，而其目标则是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状态。因为只有达到这种状态，系统才是稳定的，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类主体的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由于调制行为直接体现着经济法的“调制解调器”和“内在稳定器”功能，因而必然在经济法主体的诸多行为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需加研究和重视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三、调制行为的核心地位
调制行为在经济法的行为理论研究中应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也因为它是经济法的立法中心与执法重心，从而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明确调制行为的重要地位，更有助于说明研究调制行为的重要性。
1.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从行为结构上看，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虽然在总体上包括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两类，但前者却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这与调制主体及其调制权的核心地位是一致的。事实上，调制受体的行为，主要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它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博弈，也不同于通常的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遵从，而是针对国家调制所做出的遵从或不遵从的选择；调制受体一般要比民法主体的选择余地小，而比行政相对人的选择余地大。
其实，与调制行为相对应的市场对策行为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它同样是在经济法理论上创设的概念，可用来揭示调制受体针对国家的调制行为所从事的对策行为。例如，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来进行市场规制，都属于调制行为。当国家财税部门调整税率和税收优惠措施，金融部门调整利率、汇率，计划部门调整宏观计划和产业政策，以进行宏观调控时，相应的受控主体（主要是市场主体）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求趋利避害，这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同样，如果国家的有关部门根据市场竞争的情况，加强或放松市场规制，则市场主体同样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使自己的利益损失最小化。这也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
可见，市场对策行为的采行，是以经济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的，是调制受体针对调制行为所进行的博弈活动。如果没有调制行为，则针对调制行为的市场对策行为就无从发生，从而使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得以成为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一对范畴。事实上，不仅存在着针对国家调制行为的纵向对策行为，而且也存在着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对策行为。其中，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等市场对策行为，不仅侵害了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侵害了社会公益，因而是经济法重要的规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