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的基本分类中，征税机关的税收行为具有主导地位，这体现了各类公法行为共有的“二元”特点，[13] 特别是“非对称性”的特点。有鉴于此，对于强势主体的行为，应当依法加以约束，而对弱势的个体权利，则要注意予以保护，从而在总体上达致一种“均势”，实现一种“均衡”。而要实现均衡，则离不开对国家一方的税收行为的规制。
其实，国家一方的税收行为，可再分为税收立法行为和税收执法行为等，这些税收行为都要以税权为基本依据。其中，税收立法行为要以税收立法权为基础；而税收执法行为则要以税收征管权、入库权为基础。这些分类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对税收行为要作出特别的限定和规范，为什么对税收行为要作出多个层面的解析，等等。
从行为目的来看，国家一方的税收行为，还可分为税收收入行为和税收调控行为。这与“财政税与调控税”的分类是一致的。其中，税收收入行为（税款的确认行为、征收行为等）主要侧重于“收税”，以满足财政需要；而税收调控行为则更侧重于对经济、社会运行的“调控”，它需要通过税收收入行为（特别是对税负的调节和税款的征收）来具体体现。调控行为与收入行为的密切联系，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寓禁于征”等，就体现了把相关的限制或禁止（调控的一个侧面）寓于征收之中的观念。同样，在鼓励或促进方面（调控的另一个侧面），也可以通过税款征收来实现。[14]可见，适当界定收入行为与调控行为，有助于防止把税收行为完全等同于行政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具体的税收行为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上述的重要分类方面，也体现在制度规范层面，体现在立法的侧重点上。同其他公法一样，税法对于征税主体行为的规范，也主要体现在对其税权行使的限定。只有有效防止征税主体无权征税、越权征税，或者滥用税权的行为，才能更好地贯彻税收法定原则等各项基本原则，实现税法的宗旨。
在关注国家一方税收行为的同时，也不应忽视纳税主体的税收行为。纳税主体的各类税收行为，无论是申报行为，还是申请税收的减免退缓等行为，以及与直接纳税行为相关的税收担保行为、代扣代缴行为等，都应当纳入税法的统一规范之中，即对纳税主体的纳税行为，也应从广义上来理解。
具有差异性的各类税收行为，在税法上的评价亦有不同。例如，税款的确定行为，实际上包括了纳税人的“自行确定”和税务机关的“机构确定”。其中，纳税人自行确定税款的行为，可能会由于诸多原因而产生误差，对这些误差要做具体分析。如果在申报前的自行确定税款阶段，基于减少纳税数额的故意，而采取一系列减少自己应纳税款的行为（如偷税行为），则因其违法性而会受到处罚。因此，判断纳税主体税收行为的合法性，往往要更为具体，否则可能“或枉或纵”。
（四）小 结
同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一样，税法所规范的税收行为也有其独立性，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予以界定。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从广义上来界定税收行为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助于说明税收行为的同一性。各类税收行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是博弈行为，因而都是需要由税法加以规范的行为，无论是哪类主体的税收行为，都必须纳入税法乃至
宪法的约束之下。此外，总体上具有同一性的税收行为，在个体上却具有多种差异性，这尤其体现在对税收行为的诸多重要分类方面。不同税收行为的现实存在及其法律规制，不仅丰富了税法的具体制度，也使税法学研究有了源头活水，从中亦可管窥提炼税收行为范畴的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