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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各类税法主体为了自己的税收利益，必然要从事利己行为。但其有限的理性往往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征税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会违法多征（或者少征），历史上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等做法，可能存在于各个层次的征税主体，因为政府总是力图握紧奥尔森所说的那支“不放松的手”。[10]此外，纳税主体为了自己的税收利益，可能会从事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也可能从事违法的税收逃避行为。而这些行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属于追求税收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行为。
其三，根据博弈行为假设，只要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就会存在理性主体为私利而进行的博弈行为。由于税法是“分配法”，直接涉及各类主体的利益，因此，与分配有关的税收行为，必然同时又是一种博弈行为，并且，既包括遵从税法的合作博弈行为，也包括不遵从税法的非合作博弈行为。[11]可见，一切税收行为都是博弈行为。正是博弈行为的特性，才使得税收行为有了税法规范的必要性，并使寻找税收行为的共性成为一种可能，从而也为税收行为范畴的提炼提供了重要前提。
（三）税收行为的差异性
各类税收行为，除了具有上述总体上的同一性以外，也各有其个性或称差异性，并体现在行为的主体、客体或法律依据等方面。例如，国家与国民作为不同的博弈主体，其税收行为便会有所不同；税权与税款是不同的行为客体，分配税权与征纳税款便分属两类不同的税收行为；而是否具备法律依据，则还会使税收行为有“合法”与“非合法”之别。上述差异性，其实也是博弈存在的前提或具体体现。
此外，即使仅从博弈的角度看，税收行为也还存在着“合作性”与“非合作性”的差异。合作性的税收行为恰恰是税法调整所希冀和追求的；而非合作性的税收行为，恰恰是税法规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透过此类差异性，有利于确立税法的调整目标，以及税法制度构建的重点，从而有利于推进税法的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
以上简要列举的各类差异表明，具体的税收行为各有其特殊性，从而具有“可区分性”，并进而为税收行为的分类提供了前提。而有效的分类，则会直接影响到税收行为的范畴提炼、体系构建等。基于上述的广义理解，依据不同标准，对税收行为可作出如下重要分类：
1．依据行为主体的标准，可将其分为征税主体的税收行为和纳税主体的税收行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征税行为和纳税行为）。这是基于税法主体共通的“二元结构”假设所作出的一个基本分类。事实上，如何对征税行为和纳税行为作出规范，正是税法规范的着力点。
2．依据税权依据的标准，或称合法性的标准，可将其分为合法的税收行为和非法的税收行为、有效的税收行为和无效的税收行为。[12]凡依法行使有税权依据的行为，即为合法的税收行为；凡没有法定的税权依据，或者不当地行使税权的税收行为，一般属于违法的税收行为。而税收行为的合法性，又会直接影响到其有效性。
3．依据行为客体的标准，可将其分为税权分配行为和税款征纳行为。税权分配行为，即在相关国家机关之间分配各类税权的活动，是税收体制法的主要规范对象；而税款征纳行为，作为税收征纳法的主要规范对象，则是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展开税款的征收和缴纳活动，并且，两类主体的行为目标分别主要是如何依法多征税款和依法少缴税款。所谓依法多征，是要尽量通过法律的有效调整来减少税款的流失；所谓依法少缴，强调的是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自己的纳税义务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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