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社会成本可能无法完全弥补，但必须通过惩罚来使违法者付出代价，以使其慑于法律的惩罚，而惮于因自己的行为引发社会成本，这更多地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由于违法主体不同，其所受经济或财政方面的约束不同，所能够承担的责任及其具体形式，以及权利人所获救济也会不同。而为补偿社会成本所实施的惩罚，就不应只是罚款、罚金或自由罚，同样还可以包括资格罚、能力罚、声望罚等。这些惩罚性责任会直接影响到市场主体的行为能力，因而会对其产生根本性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与上述的资格、能力、声望等方面的惩罚性责任相对应，经济法上的某些惩罚性措施也与传统的形式不同，其中，资格减免、信用减等，就很值得研究。
在资格减免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对经济法主体(特别是调制受体)的资格减损或免除，来对其作出惩罚。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的资格又变得非常重要，它同主体的存续、收益等都紧密相关。因此，取消各种资格(如吊销营业执照、撅夺其某种经济法主体的资格)，使其失去某种活动能力，特别是进入某种市场的能力，就是对经济法主体的一种重要惩罚。在信用减等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信用经济，对市场主体的信用要求很高，因此，如果对某类主体进行信用减等，则同上述的资格减免一样，也是一种实际的惩罚。某些信用评定或公示的制度，如信誉评估或评级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各种“黑名单”制度，等等，都可能涉及到信用减等[30]。此外，国家信用的下降或减等，合法化水平的降低等，也可视为广义上的信用减等。
上述的资格减免与信用减等，是否可以概括为经济法责任的一种形式，还可以再进行深入研究。由于资格减免或者信用减等有时与违法行为无关，因而它们至多只能算是广义的责任形式。如果强调以违法性为前提，则需要对资格减免或信用减等的具体情况，做更为细致的分析。
3.具体责任的内在关联：再论国家赔偿
以上着重探讨的是经济法的一些具体责任形态的特殊性，但实际上它们与传统的法律责任形式之间，同样存在着内在关联。为了进一步揭示这种关联性，以说明传统责任理论的局限，下面仍以具有典型性的国家赔偿责任为例，做简要探讨。
按照现行的
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主要包括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这样的分类，可能是考虑到了“三大责任”的划分。虽然从主体及其行为上说，现行的国家赔偿排除了民事赔偿，但两者在经济实质或赔偿客体上究竟有何区别，恐怕很难作答。
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与经济法有关的国家赔偿(如市场规制方面的国家赔偿)，有些可以包含在现行的狭义的国家赔偿制度之中。但从广义上看，国家赔偿制度可存在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两个层面，并且，国内法层面的国家赔偿是否应从行政赔偿、司法赔偿发展到立法赔偿，也已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31]。而如前所述，立法赔偿可能恰恰是经济法上的国家赔偿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与传统部门法领域的国家赔偿责任同样存在着内在关联。
此外，现行法律规定国家赔偿的费用要纳入预算，又规定在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以后，相关责任人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同时，还规定赔偿的主要形式是支付赔偿金，但也规定了诸如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一系列与民事责任并无二致的责任形式。由此可以再次证明，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区分，主要是以所违反的部门法为分类标准的，而在承担责任的实质经济内容上，或者从补偿成本的客体来看，是很难分别的。这也是在追究特定主体的赔偿责任时，各类法律规定的具体形态并无根本差别的原因。
在经济法特别是市场规制法领域，相关的国家赔偿同狭义的行政法上的国家赔偿是基本接近的。而其中的具体责任形态，与民法上的相关责任形态，也并无大别，这主要是因为市场规制法涉及到具体的、特定的主体，与民法、行政法密切相关，是在突破后者樊篱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相对于宏观调控主体而言，市场规制主体行为的可诉性更强，因而能够大量地通过诉讼渠道来追究其责任。
可见，国家赔偿的难点还是集中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如前所述，由于追究调控主体的责任存在着一系列障碍，如可归责性、可感受性、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管理体制的问题，等等，因而对其责任的追究往往举步维艰，实际的承责者往往是作出具体决策或执行决策的直接责任人员。我国《
预算法》和《
中国人民银行法》等宏观调控立法中的相关规定也说明了这个问题[32]。
通过对国家赔偿责任的简要分析，不难发现，从法律后果，特别是从经济内容的实质来看，各类法律规定的责任形式并无根本差别，而是存在着内在关联性。此外，由于各个部门法的法域以及具体的主体角色等有诸多不同，各类法律在责任的具体规定方面，自然也会有所区别。因此，既要看到从部门法划分中引伸出来的各类责任形式之间的差别，又要看到实质法律后果的内在关联。譬如，对于惩罚性的违约金、罚款、罚金，人们往往过于强调其责任形态的部门法归属，但其经济实质却是没有分别的，因而不能认为罚款就是行政法所特有的责任形态，罚金就是
刑法所特有的责任形态。在研究新兴的经济法之类的“高级法”时，对传统的“基础法”理论进行重估和重构，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