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而，在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反腐败的人并未把查办腐败案件当作一项正义的事业，不是以一腔浩然正气去查办腐败案件，不是把查办腐败当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正义事业，不是站在腐败分子势不两立的高度去查办腐败案件。而是要么因为有领导批示、交办，为完成领导的要求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了多出政绩，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考评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多查办案件多追赃多返还，为单位小集体多出效益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这些掌有实权的腐败分子不敢小瞧自己，为自己今后谋私利提供更多方便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为打击政治对手而查办腐败案件。因而，一些那怕是被中纪委表彰的“反腐英雄”、 “反腐标兵”， 并不把腐败看作是可耻的事情，反而在反腐败斗争中看到腐败给人带来的好处，也热衷于搞腐败。贾军英也有不错的工作业绩，在全省反贪考核工作中，太原市反贪局连续5年第一，尤其是2002年，太原市反贪局获侦查、综合两项全省第一，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自己从事腐败。
反腐败走向误区、反贪败的人热衷于搞腐败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权力具有易腐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权力只有受到监督和制约，腐败者才不能利用权力去从事腐败，从而也在道德上更加自律。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反贪局局长们没有受到监督，他们上面有检察长，检察院之上有人大的监督，还有党委纪检委的监督，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但是，事实上这些监督却没有发挥其强有力的作用让反贪局局长们在腐败面前望而却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承认，反贪局局长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反贪局局长在某种程度上掌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检察长，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用人上并没有建立对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的特殊的人员遴选机制。反贪局局长的任用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中层领导，无须特殊的资格和道德上的要求，反贪局局长的任用不须公开选拔，不须公示，他们也不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和进行述职，不用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相反的是一些地方领导意识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随意安排自己的人担任，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比如机构升格、局长进党组）。因而，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在进入门槛之时起就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要有更为严格的资格和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任职公示和报告工作、接受质询等相应的制度都要建立起来。
我们也承认，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但是针对这种强力公权的制约却软弱无力。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自立、自侦、自捕、自诉、自撤，当然这里面也有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和上级监督，但这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效果可想而知。因而，对于反贪局侦查的案件，必须引入法院的制约，对于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的，必须要由法院来审查批准。而对于群众举报的案件不立案及已经侦查的案件要撤案，必须接受群众和人大代表的监督，向他们说明理由，形成制度化。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