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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非负有行使债权之义务，则无仅依其意思不得处分债权之理。以之与抛弃他权利(所有权限制物权等)比较，亦无依单独行为，不认债权抛弃之理。在外国法律不认之者，不得不谓为多系受罗马法之影响”。“以不得反于债务人之意思，而强使受利益，为反对说之根据，此原则，法律上通常不认之(第三人之清偿、遗赠、为第三人之契约及债务人替换之更改等参照)，且债务人因免除得利益，不过免除之间接结果而已。”[39](P335—336)
然而，在日本始终有持不同见解者。有的主张对单独行为说应有所限制。如小池隆一谓债权人为免除，必有一定之动机或原因，依其动机或原因之如何，不得断定免除必不害于债务人之利益。即令免除常与债务人以利益，违反债务人之意思而与以免除之效果，亦绝非妥当。故免除虽为债权人单独行为，然不得反于债务人之意思为之。并主张如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为免除，而债务人拒绝之时，债权人得更为债务履行之请求。[40](P383)再如胜本正晃谓债权人虽得自由处分其债权，然不得滥用其权利侵害他人之利益，故立法上为债务人利益之保护，对于依一方意思之免除，就其方法及效力应多少加以限制。主张虽无以之为契约之必要，然应不得违反债务人之意思而为免除，或使免除之效力得由债务人抛弃之，或使免除后发生有类于自然债务之债权关系。[41](P394)有的则径认单独行为说为不当。盖认为债乃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双方关系，与物权为直接支配物之权利者，应有不同。倘仅依债权人之意思而免除，对于债务人之意思全不置问，则未免欠当，况揆诸“恩惠不得强制接受”(beneficia non obtruduntur)之说，免除亦应以得债务人之同意为宜。[42](P367)[43](P220)[44](P845)
旧中国民法学者多数赞同单方行为说，其理由基本上祖述梅谦次郎、鸠山秀夫的观点。如陈瑾昆先生谓：“现行民法亦采此主义(按，指日民519条之立法例)，以立法言，洵属正当。盖一般财产权，既许权利人抛弃，债权之行使，亦非债权人之义务，要无不许由其一方行为以为处分之理”。[45](P478)[14](P366)而胡长清先生则是以破代立，指出：“在主张免除为契约者，不外下列两种论据：一说谓债务为相对的义务，债务人不欲受债务之免除时，如以债权人一方之行为强为免除，甚为不当，故须得债务人之承诺，从而免除为契约。此说似有理由，实则不然，即债务人之免除债务，不过债权人抛弃债权间接之结果，债务人纵因此而受利益，亦无得其承诺之必要，且如须得债务人之承诺，则在债务人不为承诺时，将发生债权人不得抛弃其债权之结果，岂得谓为允当乎?一说谓债权关系，系债权人债务人间之法锁(juris vinculum)，故如欲断绝此项法锁，则性质上须得债权人债务人间之契约。此说亦难赞同，即所谓法锁云者，不过藉以形容债务人因债权人之权利而受拘束，初无不许以债权人之一方行为断绝此项法锁之理由。契约说既不足取，故我民法特从日、暹立法例”。[46](P602—603)而戴修瓒先生也象小池隆一、胜本正晃一样主张对单方免除行为予以限制。“窃惟债之关系，固多为债权人之利益，然为债务人之利益者，亦或有之(例如工人以练习为目的，在某工厂服务；又如因使马运动，而借与某人使用是)。又债权人固多得自由处分债权，然亦不得滥用其权利，以侵害他人之利害。故由立法论言之，免除方法，固不必采用契约，而单独行为，似可稍加限制。例如更规定免除不得违反债务人之意思，又如债务人得抛弃免除之效力等是”。[47](P530)
梅祖芳先生独排众议，批评单方行为说。“按现代立法之趋势，咸认法律之基础为义务而非权利(按：似受狄骥的影响极大)，且依我国固有之风尚，常有以克尽义务为荣者，若因自己抛弃权利，而强迫他人不许履行义务者，殊非事理之所通。余以为德瑞法例，颇足资楷模，而日本民法，不屑取也”。[48](P397)其立论之基础与我妻荣、松坂佐一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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