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主张免除为契约更为有理，只不过对债务人的同意方式可以作更为宽泛的理解，即只要没有使免除不生效的行为，如履行债务，就可以视为同意。”
“但是，从《
合同法》第
105条规定看不出债务免除需经过债务人同意。”“当然，也可以认为本条只是从免除为债的消灭原因的角度规定免除制度的，至于是否需要债务人同意，仍然可以留给司法实践和
合同法理论探索，最高法院也可以对此作出必要的解释，即将债务免除解释为合同行为，但对债务人的同意的解释从宽。”[38](P382、383)
严格说来，《
合同法》第
105条的措辞既不同于日本民法第519条和民国民法第343条(债权人向债务人表示免除其债务之意思者，债之关系消灭)，从而不能当然、也不必然能解释为单方行为；条文亦不同于德国民法第379条1款，瑞士债务法第115条、保加利亚债与契约法第108条和澳门民法典第854条第1款。因为这些法律的相关条款都明确指示债务免除要以“契约”或“协议”为之，从而
合同法105条，虽有可能解释为免除契约，但从法条的文义上难有确切的依据。在这种解释上存在两可而有疑义(im Zweifel)时，学者众口一词采单方行为说，并不足以说明单方行为说一定合理，反倒让人怀疑：学者们是否出于某种“前见”的影响?实践并非检验真理的唯—标准——如果实践“仅仅是指多数人的选择；真理的标准存乎真理本身”(斯宾诺莎语)——如果我们确信真理是存在的话。从认知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可能接近真理，那么我们怎样去接近，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而，言说本身就并不重要，瞎猫也能撞上死耗子，但也仅仅是“撞上”而已；如何言说才是最重要的，哪怕其言说本身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谬误。但是盲说的方法(即如何言说)至少能给后来者插上一个路标，告诉说：“此路不通”!正是从这一宗旨出发，我们不妨先把法条搁置在一边，回到债务免除行为性质的讨论上来，在这方面尝试着应该“如何言说”。
三、免除的性质
关于债务免除行为，采单方行为说者和采契约说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在日本，其旧民法原采双方行为说，何以明治民法改采单方行为说?曾躬与其事的梅谦次郎博士对此颇有一番说道：
“凡利益，任何人得抛弃之，此为法家之格言，无俟特别言之者，新民法所以不复揭此义也。惟如第百三十六条第二项，需有但书之规定者，乃特揭之。故物权皆得以权利者一人之意思而抛弃之，此自来人无间言，并为各国法律所皆认。又即使有关于债务，如期限之利益，苟专为债权者而存此，则亦得因其一已之意思而抛弃之，此亦人无异言，而为第百三十六条第二项所明认。若然则债权亦一种权利，若谓物权得抛弃之，即债权亦得抛弃，此不免权衡未当。非论者所可主持。惟债权之抛弃，乃直接利其债务者，此非如地上权、永小作权之抛弃，地役权之抛弃，直接利其承役地之所有者乎?吾未闻彼之抛弃，要得所有者之承诺。至谓期限之利益，要不过为债权所生利益之一部。此一部得止以债权者之意思而抛弃，其全部则不得抛弃之，则亦非权衡得当之语。此在新民法所以改向来之立法例及学说，而于此乃专以债权者之意思，得为债务之免除也”。[11](P210—211)
鸠山秀夫博士也为单方行为说辩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