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此，我国民法在采总括的保护主义之同时，就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应采法定解除条件说，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者，视其具有权利能力，就胎儿所受不法侵害的损害赔偿，或其父亲被害致死的损害赔偿，或基于利他契约（如指定胎儿为受益人的人身保险合同）而对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等，均得经由胎儿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如胎儿以后未能活着出生，其权利能力视为溯及地消灭或自始不存在，其由法定代理人代为受领之给付，应按不当得利之规定予以返还。
　　此外应当注意，胎儿的权利能力为法律为保护胎儿利益而设，故并不及于义务的负担。
　　
　　
　　#a#*#/a# 本文发表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1期
　　 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8月版，第47页。
　　 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0-31页。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页。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1年版，第101页。
　　 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91-92页。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91页。
　　 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784页。
　　 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第47页。
　　 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第47页。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对于此条规定究竟应解释为“法定停止条件说”或“法定解除条件说”，台湾学者中存在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胎儿于出生前，已享有权利能力，即可主张其个人利益，保护较为周全。故法定解除条件说为台湾民法理论的通说。（王泽鉴：《民法总则》，第115页。另见史尚宽：《民法总论》，第89页；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第63页）。
　　Carlos Alerrto da Mota Pinto：《民法总论》，林炳辉等译，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年12月出版，第105页。
　　 引自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91页。
　　 史尚宽：《民法总论》，第91页。此外，有日本学者也采同样之主张：对于是否承认胎儿的法定代理人问题，日本判例至少在侵权赔偿案中持否定态度不采此主张：A、B一夜风流使A怀孕X。在阪神电力铁道事件中，B被电车压死，B并不知道X之存在，故未及作亲子认领。事件发生后，A代理X与电力铁道公司交涉，并就赔偿事宜与之达成协议。X成年后起诉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法院判决X胜诉，对其赔偿请求权予以重新确认。为此，有日本学者认为法定停止条件说更有利于保护胎儿利益（因承认胎儿母亲为其法定代理人，即承认其有权处分胎儿利益的权利，此对胎儿不利）。但日本学者四宫和夫认为，承认胎儿之权利能力看来更有利于保护胎儿之利益，故主张采修整的法定解除条件说，即承认胎儿具有有限的权利能力，承认胎儿母亲的法定代理人地位，但其代理权限仅限于保存胎儿的权利，不得处分其权利，并建议在立法上设立由家庭法院监督的“胎儿财产管理人”之制度。（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论》，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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