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司法解释第28条能较好地解决对保证人意思之尊重和债权转让自由之间的关系。
但主债权转让之效力之所以不受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的影响，与其说是因为保证人不能剥夺债权人之转让自由，毋宁说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交易安全。从这一角度说，保证人意思之尊重是否应加以必要之限制，(如令保证债权也移转于受让人，但保证人可以约定违反为由，请求转让人予以赔偿，)这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在债权转让融资中，善意受让人受让债权的价值更多地取决于担保权，倘若按照司法解释的作法，势必会影响受让人对债权风险的认定和估价，影响其调查费用，进而影响让与人的融资成本，甚至会影响融资行为的后果，恐不足取。 假定保证人完全系出于与原债权人间之特殊关系，始负保证之责。即便如此，原债权人于转让债权之前，尽可与保证人废止该保证关系，何必要让此类约定嗣后贻害受让人呢?况且保证人主要是信赖债务人，其于保证责任承担后，本可向债务人有所取偿，现债务人并未更易，对保证人之地位不生任何影响，何故对受让人与保证人薄此而厚彼?是否对保证人之意思有些过于尊重?愚意，司法解释第28条但书部分，应予修正。 抵押权也应随同主债权而移转。此际，受让人是否当然取得抵押权?还是要另行办理抵押权设立登记方能取得?严格来说，在没有抵押权独立转让的制度下，应该经由重新登记，受让人始能取得抵押权，但如此一来，势必增加交易成本。为拯斯敝，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规定》)第9条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权继续有效，”显采当然移转说，值得赞同。但此处的“依法”，依的是什么法?《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规定》乃司法解释，恐还不至于妄自称法?但问题不在于此，倘若原债权人不交付抵押合同，或于债权让与后径自向登记机关申请涂销抵押登记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怎么办?又其后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再度受让之人，是否也能依法取得抵押权?依该条文义，亦颇有疑问。愚意，应当在将来物权立法中对抵押权的流通性问题予以专门规定。退一步的作法是增设预告登记制度(Vermerkung)， 以保全债权受让人对于随同移转的抵押权所享有之利益。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2条第1款还规定，“主债权被分割或者部分转让的，各债权人可以就其享有的债权份额行使抵押权。”
同样，对于从属的质权而言，让与人倘不以质物之占有移转于受让人，则受让人所处之担保权人之地位并不稳固。
又利息债权具有相当之独立性，其已届至清偿期且已支付者，为已独立之债权，即无从随同移转。其尚未届至清偿期者，随同移转，固无问题。惟于其虽已届清偿期而未支付者，为独立之债权抑为从属债权，颇滋疑问。我国旧民法第295条第2款特予以规定，未支付之利息，推定其随同原本移转于受让人，即推定其原则上有从属性，不过许以反证推翻也。
从权利虽应随主债权而移转，但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合同法81条但书)。
3.需要商榷的几个问题
(1)辅助请求权问题
在德民法第402条规定：“原债权人有义务告知新债权人有关主张该债权所必需的一切情况，并将其所占有的证明债权的文件交付于新债权人。”第403条规定：“经新债权人要求，原债权人应制作有关让与的公证书。其费用由新债权人负担并预付之。”这两条所规定者，德国学者称之为旧债权人对新债权人行使债权，有为特定辅助的义务，换言之，新债权人有辅助请求权(Hilfsansprüche)。民律草案第406条、407条即本于德民402条、403条而来，(只是把德民中的原债权人、新债权人改为让与人、让受人而已)而旧中国民法第296条则仿自民律草案第406条。
我合同法制定过程中，1995年1月的试拟稿第78条在让与人的义务之标题下，规定：
“债权让与后，让与人须对受让人承担如下义务：
(一)将债权证明文件交付受让人。让与人对债权证明文件保有利益的，由受让人自负费用取得与原债权证明文件有同等证据效力的副本；
(二)将占有的货物交付受让人；
(三)告知受让人行使债权的一切必要情况；
(四)应受让人请求做成让与证书，其费用由受让人承担；
(五)承担因债权让与增加的债务人履行费用；
(六)提供其他为受让人行使债权所必要的合作。”
试拟稿第86条规定：“依法律规定的债权移转，准用本法第76条、第80条、第82条的规定。”其中第78条不在准用之列。 其后的征求意见稿(1997.5.14)、草案(1998.8.20)及现行合同法皆未采用试拟稿中的上述规定。但学者间仍有采此主张的，并认为告知和交付证明文件乃为让与人之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
无疑，在债权让与的情况下，为了使新债权人对于已取得之债权易于实行及易于保全起见，立法上确有必要规定新债权人之辅助请求权。唯原债权人之辅助义务，其来源和性质，则颇有争论：辅助义务是约定义务还是法定义务?它是由处分行为所生之义务?是由原因行为所生之义务?还是与让与有关之完全外在性的义务(ganzaussergewöhnlichePflicht)?
我们认为，原债权人之辅助义务不是从作为处分行为(Verfügungsgeschöft)之让与契约(der Abtretungsvertrag od.Zessionsvertrag)中产生的。盖让与契约既为处分行为，应不残留履行问题。倘以辅助义务之基础，求之于让与契约，则让与契约岂非一面为处分行为，一面又为负担行为?况且在法定债权让与时，虽无让与契约，但仍有承认辅助义务存在之必要。故即使以辅助义务作为债权让与契约之附属内容，于理亦有未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