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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后者作前者的元理论。反映在研究对象上，我们要尽量做到的是，复杂对象的结构特征可以由简单对象的运动生成。
汪丁丁（汪，1995）也强调了连续性假设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意义。
如果事后实际结果对事前预期的均衡结果的偏离是如此之大以至成为不可接受的（譬如生与死），那么我们就几乎不能在进化过程中生存下去（除非我们总有运气）。所以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意味着我们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稳健的。或者说，我们几乎总是能够避开那些“生死一线牵”的临界状态。
当然，如果接受布劳威尔的数学观，实数到实数的函数总是连续的。但我们此处不必把问题弄得过于复杂。
参见Baye et al（1993）、Dasgupta & E. Maskin (1986)和Reny （1999）。Simon & Zame (1990)指出不连续性典型地产生于经济环境中的非决定性。
从应用的角度看，我们希望一个操作系统有很好的连续性。如田国强（Tian, 1987, 6-7）针对机制设计问题所指出：“如果一个机制不连续，行为人策略选择中的小变化会导致引出配置中的大跃迁。这样，即使策略选择非常接近于均衡策略，引出的配置结果也会远离均衡配置。因而对于一个用以重复过程的机制来说，这会导致严重问题，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输出的信号接近均衡，结果规则中的不连续性，特别是在均衡附近，意味着即使信号几乎是对的也难以趋向实际的结果。如果机制是连续的，人们可以知道如果信号接近均衡，那么配置就会接近均衡配置”。
我们只能假设“自然无飞跃”，“太阳底下无新事”。
虽然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表明我们不能对天气做长期预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能够以很高的精确度做短期预报。重要的是，虽然混沌状态不满足Lyapunov稳定性，但从系统参数的角度看却可能是“结构稳定”的，描述其运行机制的动力学方程可以认为抓住了其本质。
Weibull（1995）、Samuelson （1997）和Fudenburg & Levine （1998）是重要的综述文献。
所以，我们基本不涉及“学习”理论。文中的学习通常指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性行为，譬如复制和模仿等调整行为。
按照沃尔弗兰姆的看法，所有的离散动力系统的长期行为都可以定性地分为四类，即：（1）不动点：、（2）周期运动：、（3）无限周期运动（混沌）和（4）界于混沌与秩序之间的运动。
进化博弈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动点和周期性运动。
Lyapunov稳定性意味着小的初始偏离不会带来大的结局偏离。
渐近稳定性意味着初始状态度小偏离可以被吸收掉。
廖山涛（1988）先生指出：“结构稳定性这一概念之所以广泛为人们接受，是由于在实际应用中所取得数学模型，比起真实现象来，往往经过了简化，因此要使所取模型成为有效，就希望虽有小扰动仍能有某种程度不变得结构”。Anderlini & Canning (2001)表明，结构稳定性等价于对有限理性的稳健性。
现代的进展，特别是符号动力系统理论和算法信息论的成果表明，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上，一个随机过程可以由一个严格决定过程所模拟。
假设博弈者事前不知道在将要进行的博弈中的角色，这样他的策略就要刻画根据不同角色的相机选择。然后，让自然先行动，赋予每个博弈者一个角色。
许多作者提出其他一些概念，见参考文献。
Aoyagi (1996) Sonsino (1997)处理了博弈者具有一定的模式识别能力的情形。Fudenberg & Kreps (1993) Kalai & Lehrer（1993）Sandroni （1998a, 1998b）等表明，理性的学习也能导向均衡。
初始状态包含了博弈者的试探性行为(experimentation)。
如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博弈者最初选择C，收敛到（C，C）；反之，如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博弈者最初选择M，收敛到（M，M）。
现代动力系统理论的发展启示我们，很多系统并不满足遍历性，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由于有很强的前提条件不能随便运用。
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无比的复杂。
博弈者的技术决定了他们所处的环境的特征（如可利用的资源），以及他们的行为与环境共同作用所能导致的结果，这是通过结算函数来体现的。
同样，并非所有知识进步都可以被看作贝叶斯修正过程，因为贝叶斯修正隐含假设了不存在“不知晓”。
有一个自我相关问题，如何刻画学者关于机制设计的批评与建议是如何影响机制设计实践的？
Osborne & Ariel Rubinstein (1997)给出了程序理性观念下的均衡概念。
Rosenthal (1993)和Blonski (1999)讨论了所谓的“拇指规则”问题，后者特别强调了在什么意义上拇指规则与新古典实体理性的一致性。
大部分机制设计问题可以运用均衡解概念，则是因为机制设计往往只能从统计意义上来考虑问题。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人类在制度实践中早已认识到哈耶克所强调的关于“无知”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对策，即区分制度的不同层次。
Polak (1999)表明关于支付函数的普遍知识蕴涵着非常强的结论。
Reny(1993)则定义了，理性在每个相关信息集上是普遍信念的精确内涵，并证明，除非在一类非常稀少的博弈集合中，理性不可能在所有相关信息集上是普遍信念。当然，如Aumann & Brandenburger (1995)所表明的，并非要求所有信息都是普遍信念。Polak (1999)表明关于支付函数的普遍知识实际上蕴涵着理性是普遍信念。
不同主观模型的代表即著名的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标准的博弈理论假设博弈者有共同的博弈模型，而且与客观观察者的一致（即使对个体亦然），从而不会出现动态不一致(dynamical inconsistency)。哥德尔有句话，“人生的意义在于事与愿违”，但在经典博弈论的框架内，没有事与愿违和惊诧。另外，非完美记忆问题也只有在主观博弈（从而区分观察者和博弈者）的框架内才真正有意义。
这个框架内还可以施加种种（在研究者看来）合理的限制以得到更明确的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描述。
Nau特别强调了“不完全模型”，即模型不是共同的。但他建议的以“无套利”(no arbitrage)作为更基本的前提似乎难以接受，因为我们从“无交易”定理得到的启发是，恰恰只有在非共同模型时才会出现套利。
如同量子力学中的“多重可能世界”观点，理论的预见力必然要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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