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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接受非严格决定论的世界观，那么从现实性的角度考虑，这毋宁说是一个优点。
解概念给出了博弈可能如何进行的一个范围，即它论证了某些关于博弈会如何进行的描述不是合理的；如果辅以其他条件，似乎我们能够进一步缩小这个范围，譬如经典博弈论中对混合策略的“纯化”处理、焦点效应以及豪尔绍尼与塞尔滕提倡的均衡筛选方案。这样的处理在很多情况下使得某个特定博弈成为可预言的。但将来某种程度上是现在选择的结果，而现在的选择又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这使得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关系上有一种内禀的随机性 。如“押钱”博弈所揭示的，这本质上是运气和随机性决定的 。
另外，博弈的物理结构使得存在多重均衡时，主观博弈及其持续调整 会使得社会落入不同的局部稳定状态中，这应该是我们从历史和现实里观察到的文化和制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一个来源；而主观知识相对于全局的不稳定性也会导致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博弈者的行为模式及其结果的宏观跃迁。
这样一种世界观，意味着主观博弈的过程和细节是不可完全预见的，制度变迁是本质上不可设计的。但我们似乎应该庆幸我们刚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戴森有句话：如果少了一致性，宇宙就毫无伟大之处；如果缺乏多样性，世界也就失去了自由。严格决定论的世界里，我们活着意味着荒诞；而完全随机的世界里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资凭借的知识，我们活着纯粹是运气使然，而从长远的眼光看我们都该死掉的（凯恩斯） 。这样一种非严格决定论的得出，可能是以一种“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作基础的，即我们如此看待世界，是因为我们恰好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结语
最后，让我们考虑一个自我相关问题。现实中，研究者选择了一个理论，他或其他人可能会选择与此理论相应的行为，那么理论能解释把这个因素包含在内的整个过程吗？特别地，这个问题等价于，制度变迁是可以完全事前设计的吗？从哥德尔定理给我们的启发，我不那么乐观和自信。
我更倾向于把理论看作一种修辞（rhetoric），一种我们劝说别人（譬如现实社会中的制度设计者）的方式，甚至是我们追逐利益时表现“谈判力量”(bargaining power)的工具。
所以让我们强调两个制度性结论。
即使作为程序理性，通畅的信息渠道和充分的交流也是效率和稳定性的有力支持。关于博弈是重复的信念可以通过记忆和信息交流机制(device)而得知，它能够与仲裁者的强制起到同样作用。廉价交谈(cheap talk)也能够减少在多重均衡中选择时的协同失败。实际上，博弈的过程同时就是交流的过程。
一个能够实现知识创新和制度变迁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充分允许个体自由选择的社会。我们是在试错中学习、进化的 。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化出一些基本的制度，它们的稳健性使我们不致于在试错中跌入万丈深渊，因为“任凭风浪动，稳坐钓鱼船”可能不过是等待另一种失败。命中注定，我们是在一个无底的棋盘里进行永恒的博弈，不管是用理论，还是我们的存在本身。但重要的是，我们在博弈。
【注释】 *感谢汪丁丁教授的评论，但一切错误和含混之处皆由作者负责。本文的写作得到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取决于我们认为人们是如何决策的，即关于博弈的何种解概念是合理的。
传统上，机制设计理论分为分别关注信息和激励问题的实现(realization)与执行(implementation)理论。我们主要考察执行理论。
参加Maskin & Sjostrom (2002)。
在不完全信息下的贝叶斯博弈中，每个自然状态是特定博弈者类型的组合，即 。
此时我们认为有一种“打破平局”的方法。
不同的社会选择规则或社会选择函数（如多数规则、边沁型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罗尔斯型最大最小规则等）代表了社会的多种价值标准的组合，如帕雷托效率、匿名性、目标中性、单调性、非独裁性、哈蒙德公正性等。
展开型机制在文献中也得到比较充分的研究。这里我们取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所提出并被Kohlberg & Mertens (1986)特别强调的观点，即一个展开型博弈中的主要内容可以体现在策略型中。
机制设计文献中对其它解概念也有探讨。本文主要讨论纳什均衡。
在贝叶斯博弈中，策略是状态依赖的，也就是说它是函数 。
文献中广泛探讨了各种强弱不同的执行。
以经典的所罗门王判断真假母亲的故事为例，他知道在两种不同情况（自然状态）下真假母亲的偏好，也知道此时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现实的法律制度中，特别是在纠纷解决中，查证确认(verify)何种事情发生（处于哪个自然状态集合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本质上由查证技术所决定。参考后面关于显示原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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