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邓小平文选》中“人治”和“法治”这两个概念就出现这一次。有的从这次讲话中得出的是要“法治”，不要“人治”的结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既重视人的因素，要“人治”，因为无论什么“社会”活动都不能没有人的参与和活动，不是简单地就不要“人治”，关键是谁（主体或人们）组织什么样的政体，是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也重视法律，要“法治”，是人依法而治。重视法律，依法而治，不一定就是民主政治；而不重视法律，虽然必然影响到民主，但不一定就是专制政治。其理由如下：
第一，邓小平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里“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是作为两种关系并列提出来的，按照逻辑，既然是说要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不能是要一方面不要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要加强和改善，政府机构也要改革和完善；依此，从逻辑上似乎不能推出要“法治”，不要“人治”的结论来。
第二，在邓小平以后的谈话中，如同年的11月9日他说“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讲话中，又说“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因为政策毕竟是人去制定的，这里还是强调人的因素。特别是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联系到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国家长治久安，关键在人；选好接班人，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可见，人的因素重要性。
当然，邓小平在另外的场合，比如1981年提到毛泽东犯错误时候，说“制度是决定的因素”，在1980年8月8日谈到同样这个问题的时候，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选好人是关键，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因为人的因素是关键；那么如何选好人，不是靠个人说了算，不能简单地靠伯乐，而应该靠发扬民主，靠法律和制度，就是说要“法治”，因为制度问题带有上边说的四个属性。
那么，我们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始终把培养“四有”新人放到重要和首要地位，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通过发扬民主，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法治”和“德治”结合，通过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笔者认为，对于“人”与“法”这两者，不能只讲一面，要两个方面都要注意到。只不过在具体时期，针对具体情况的不同，强调的方面有所区别罢了。从这个角度考虑，就容易理解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对于法制提法的变化，以及为什么在2000年明确提出“德治”和“以德治国”方略。提出“以德治国”，不是像有人理解的那样会削弱“法治”，正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依法治国”，实施“法治”，只要按照系统论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