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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一直强调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哲学。正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造就指出的“没有任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能够相比的，我们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最锐利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注意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一定在工作中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这个一切科学技术知识的最高概括和指导一切科学研究的原则。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在材料千头万绪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分清现象与本质，找出条理来。而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要抓紧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而另一方面要使同志们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看到不学马列主义，不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我们所特有的最锐利的武器丢了，是傻事。学懂马列主义，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使同志们如虎添翼啊！”（《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62—163页、450、10）
当有人在写论文时，对于马克思主义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淡漠，钱学森同志在一封回信中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高介华主编：
您元月29日来信、论文评阅书，以及该论文一大本都收到。对此我很感谢！
但我毕竟是建筑学的外行人，对我国今日建筑界的情况也不了解，所以对论文无法置评。我只感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论文中一字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而一味讲‘人文主义’？这不背离了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建国大道了吗？国家和党中央的方针放到哪里去了？
也因为不解，所以将您的信、论文评阅书及论文，加上此信复制件都送顾孟潮同志阅。敬告！并致敬礼！ 钱学森 1996、2、7”（见钱学森著：《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杭州出版社，2001年6月，第334页）
对照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学森同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某些搞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和大家，自己口口声声说不谈主义，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谈自己所欣赏的什么主义，只不过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已。
我们只所以强调谈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离开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于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必然导致思想上的误区和片面性，不可能得到真理性的认识和结论。
二、再谈“人治”与“法治”
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把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我国社会说成是类似于封建社会的“身份社会”，建国以来我国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是“义务本位”的历史，把建国之后的历史简单地概括、总结、归纳为“人治”的历史。
能否把我国建国以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简单地归结为是“人治”的历史呢？
首先，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的学术争论是由来已久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关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众所周知，是有三种观点的：第一，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论”；第二，“法治”和“人治”结合，“结合论”；第三，回避这种提法，不提这样的口号，“取消论”。只要查一下当时关于该问题的讨论文集，就清楚了。如果把“人治”界定为专制的话，那么恐怕是没有任何人公然主张要“人治”。
其次，对于《邓小平文选》中一段文字的理解的问题。在1986年9月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是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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