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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安理会上述决议的法律基础没有提出质疑，但一些国家在政治上是有保留的。相当一些国家曾对此表示过疑虑。他们担心，在一些情况下，大国为了避免采取强制措施而对破坏或威胁和平的行为视而不见；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大国也可能为了采取强制行动而将某种情况定性为对国际和平的威胁。今天，他们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安理会通过其决议已扩大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解释，并通过自己的实践逐渐改变着宪章。
安理会的实践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一、正是安理会的决议给人道主义干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二、正是联合国通过安理会的决议把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发展成了比较规范的、大规模的国际行动，例如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行动，以及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对某些国家采取强制措施。这或许证明安理会是能够面对半个世纪前其创始者规定的作用的。
然而，对安理会行使这方面权利最大的威胁还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有人戏剧性地将其称为“悬在集体决策头上的达摩克勒斯剑”。所以在冷战期间，安理会几乎没有动用第七章的机会，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这样的机会也就到来了。
还应注意的是，上述安理会决议并没有直接授权使用武力，而是用了较含糊的措辞“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这一措辞来自关于海湾战争的第688号决议第二段和关于索马里的第794号决议的第十段。“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实质是允许采取军事行动。安理会的实践已把它变成了使用武力的代名词。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的结论是：
1、人道主义干涉是《联合国宪章》中没有的概念，也从未成为国际法所确立的概念。一般认为它是由外部力量对目标国采取的不寻常的行动，通常是武力行动，目的是为了促进目标国实行某些人道主义价值和实践。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末以后，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巨变，人道主义干涉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联合国宪章中规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和不使用武力原则。但这些原则都不是绝对的。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中也有关于保护人权的规定。根据宪章，任何国家为人道主义目的的单方的干涉是禁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目标国的主权在当今国际社会的价值高于其居民免于遭受种族灭绝或大规模屠杀的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直接对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提出了挑战。
3、冷战期间的干涉主要是单独的干涉，联合国难以达成一致，因此能够采取的行动十分有限。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获得了依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的机会，并通过安理会决议的授权，给一些人道主义干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4、由于宪章对何种情况构成对和平的威胁和破坏没有作出规定，近几年安理会的实践表明，它通过其决议在逐渐扩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解释，并通过其实践在逐渐改变着宪章。
5、安理会的实践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社会中的频繁使用及其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会从根本上带来国际法的变化。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
#a#*#/a# 原文载于《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页1-29。
#a#**#/a#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参见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在1999年3月23日深夜下达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的行动时发表的声明。
Ian Brownli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n Law and Civil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 John Norton Moore ed., 1974,p217.转引自BartramS.Brow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Kosovo: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t aCrossroad”, 41 William & Mary LawReview, 2000, Note 7, P.1687.
Anthony Clark Arend & Robert J. Beck,International Law & the Use of force：Beyond the UNCharter Paradigm, London: Routledge, 1993, p113.
见王铁崖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82-483页。
参见Ellery Stowel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1921, p53. 转引自Ravi Mahalingam,“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with the Rights of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1 UCL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Affairs, 1996, p228.
参见Lloyd N. Culter, “TheInternationalizaiton of Human Rights”,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990, p577-579.
Yogesh K.Tyagi, “The Concept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evisited”, 16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5, p885.
见王铁崖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83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66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106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107页。
见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809页。
见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819-820页。
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41页。
这两个文件载于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第1页和第13页。
参见W. Michael Reisman, “Sovereigntyand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84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0, p866, 873.
见《联合国宪章》序言。
见《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三项。
见Michael L. Burton, “ Legalizing theSublegal: A Proposal for Codifying a Doctrine of Unilateral HumanitarianIntervention”, 85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996, p.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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