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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但历史证明这种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并没有成功。
贺卫方：是的。上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我们的法律全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法律体系也受到强烈影响，比如说司法过程中的群众路线、大众化、反专业化等。１９５２年我们开始了一场司法改革运动，但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大有利于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主要是领袖人物被神化，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还要建立一个法律制度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再加上计划经济也排斥法律，结果中国不是要用法律而更多的是以“运动”的方式来调整社会关系，但走到极端（如文化大革命）时，社会反而走向了完全的动荡，人人自危。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知道，离开法治不可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记者：那么加入ＷＴＯ后我们重提法律制度全球化是基于什么背景？问题在哪里？
贺卫方：我们可以注意到，在ＡＰＥＣ会议上，中国政府向与会国家代表承诺，我们要修改我们的法律体系，要跟国际接轨。这好像是１００多年前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今天又提出来了。当然，背景完全不一样，但是在法律的改变上，我看不出有太大的区别，我们仍然在完成１００多年来没有完成的事业。对照ＷＴＯ对其成员的要求，我关注的是中国的司法体系能否符合这样的准则。
比如说，ＷＴＯ要求各成员的法院要独立地审查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司法审查的约束，政府如果违法的话，法院应该独立地将这种违法行为加以审判、纠正和惩罚，这是对政府权力很大的制约。但我们的法院有这样的权力吗？我想，着眼于ＷＴＯ的要求，我们要迅速使司法与地方的权力脱钩，我在考虑，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种与行政区划不一样的司法区划，否则没办法杜绝地方保护主义，也不能解决打官司的“主客场”之别。
另外，观察今天的司法制度，司法过程的不公开、不透明依然存在。ＷＴＯ要求建立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司法体系，所谓公开和透明，首先要求依据的法律准则必须是公开的、清晰的、明确的，但我们现在有时提一些很奇怪的口号，比如最近很流行的“在司法过程中既要讲法律效果，又要讲社会效果”，我不知道什么叫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觉得，对一个法官来说，严格依法裁判，是最重要的社会效果。
公开、透明还体现为法官个人审判的独立性，但现在我们法院审案的行政化倾向很严重，法官说了不算，要经过领导审查。还有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不符合司法公开制度，往往决定案件判决的是审判委员会合议的结果，而这个过程是不公开的，这还严重损害主审法官的尊严。还有卷宗制度，法院判案分正卷、副卷两套，律师和当事人只能看到正卷，但决定案件判决的证据往往在副卷里，而这些是当事人和律师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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