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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这套丛书中，您的书名为《超越比利牛斯山》，听起来颇具文学色彩，“比利牛斯山”有什么特殊的象征意味吗？其中融汇了您怎样的法治思索？
贺：很惭愧，我的那一本只是自己过去文章的选本，野人献芹而已。书名取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对于正义标准随着地理的纬度而变化的批评：“所有的正义或不正义都在随着气候而改变其性质。三个纬度就颠倒所有的法理，一个经度决定真理，根本大法频频改变……以一条河或一座山来划界是多么可笑的正义。”所谓超越比利牛斯山，就是要追求正义准则的统一性而非国别特色，深入地挖掘法律制度建构必须关注的内在机理，意味着对法学本源的探索，表达了对“毋固、毋我”境界的向往。
崔：我注意到，司法改革是这套丛书着意探讨的一个重点话题，那么在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中，作为法律学人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贺：的确，司法改革是文库中不少著作的主题，这也反映了近十年来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司法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没有良好的司法制度，我们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治有关，同时，至少我曾经设想，司法改革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通过建立一套公正的司法体系，我们很可能实现深层次制度的渐进而平稳的转型。当然，近来这样的想法受到了某种质疑；目前司法改革遇到的某些阻力表明还是需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不过，我们还是确信，法律人对于司法正义的推进是有助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法律人一方面要致力于法律体系本身的完善，另一方面，参与政治、改造政治生态也是他们当仁不让的使命。
崔：您是西南78级学生，你们这一届毕业生似乎怀有一种深深的“西南情结”，西南留在你们心底最深处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贺：那种“西南情结”可能多少跟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已经人到中年，开始怀旧有关吧。当然，重庆的那种爽直、朴素的民风民情给大家的熏染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冰心女士曾说山东是她灵魂的故乡。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重庆也是梦牵魂萦的所在呢。至于说法律精神，在一个尚未实现法治的国度里，可能各个法律院校的毕业生都会有一种专业理想与社会现实相互冲突带来的心灵震荡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西南人虽然有些处江湖之远，不过这种忧患意识似乎正因为遥远而愈发强烈。
崔：面对走过50年的母校，面对50本法律丛书所见证的学术成就和法治进程，您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贺：我想起了西南校园里那些高高的台阶。这50本书是成绩的总结，作为作者之一，更希望它们成为后来学子们跋涉学术以及法治高峰的50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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