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最近开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事情，那就是整个的法学界包括整个社会，大家对
宪法问题越来越关注。今天上午，我参加了我们法学院教师的一个座谈会，大家聊天，主持这个会的还有一个著名的宪法学家。大家共同感觉，就是：宪法学将会在未来的十年之内，成为中国的显学，成为中国法学界的最重要的一门学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在越来越想方设法的转向
宪法问题。我们要关注根本大法根本无效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令人震惊的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
宪法拯救出来，把我们的
宪法激活。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宪政大厦的建筑工一样，我们要建筑宪政的大楼。
中国的宪政，中国的
宪法，建筑这个大楼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原则。作为支撑
宪法大厦的支柱，我想到了几大支柱，这几个支柱特别重要，所以我题目叫“撑起中国宪大厦的九大支柱”。
我们试着去观察一下，分析一下这九根支柱，分别是：
一． 对抗性的政治文化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这些文化比方说：在一个国家里面，大学生有大学生的这种文化，通常是比较趋于解放，更趋于激进；但是去考察一下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民的政治文化好像跟我们的大学生的政治文化不大一样；你到军队里边，你会发现军队里边相当封闭，军队里的军人最好是没有思想，没有思想是最高的状态，所以他就是要服从上级，服从最高领导，这是他们的唯一要求．．．．．．所以这种文化的不同，常常会影响到事件的运作。
我们说要建立一种对抗性的政治文化，对抗性的政治文化就是要尊重具体国家里边人民的政治选择的不同，他是建立在一种现代社会中间的利益多元化的基础之上。我们利益不同了，我们的政治观念就不一样。我们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将我们的一种相关的主张，政治上的要求加以表达。
我们知道历史上所谓的“三等级会议”。等级会议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性的政治文化发育的一个前提条件。我们看到了近代以来的政治传统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在许多民主国家里边，他们一定是通过两党政治来使得政治变得具有活力。两党政治和政党政治差不多是继承了从前的一种阶级结构，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不同国家的两党总有一个党偏向于更加富裕的人或者说他们都是主张自由竞争似的经济；另一个党显然偏向于穷人。比方说在美国，前边这个是共和党，后边这个是民主党；在英国，一个工党，一个保守党。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政党结构，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就是从阶级结构中间演变出来的。
我曾经在美国作访问时，哈佛法学院一个研究中国法学的人，他说正好赶上大选了吧！他给我打电话：“贺卫方，你们愿不愿意探讨一下美国人怎样去投票？”我说好呀，我愿意呀！第二天早上，他就开一个车把我接上，然后就去看他投票。投票站热闹的就像过节一样，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投票完了以后，他说你有兴趣知道我投的谁的票吗？然后我说当然有兴趣了。他说：“我告诉你，我投的是克林顿的票，因为克林顿已经第二此谋求连选连任。”我说：“你怎么会投克林顿的票呢？我亲戚老在骂克林顿，觉得这个人缺乏一种诚实！”“那你说我投谁的票？我总不可能去投共和党的票吧？”——你们知道他们的忠诚都是传代的。美国的东北部是政党政治比较扎根的地方，大学也比较多。那个地方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民主党总会在那个地方获得绝大多数的票。那个地方的人都是知识界的，知识界的人不是那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一代代都只选民主党的候选人，不选择共和党的。就是有一种世世代代都忠诚于民主党的传统。
哈佛大学主流的颜色就是一种“哈佛红”。“哈佛红”就是一种砖红色。 “哈佛红”有人说就是一种蔚蓝色的天空，再加上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红色。在这个地方，他代表一种自由主义，或者说民主党占主要地位，这些东西经常互相冲突，冲突产生的机会或者冲突的原因要受到尊重，大家要有一种诚信来对待冲突。比如两党竞争就是最典型的一种相互冲突，大家要想方设法让人民感觉到他是可以信赖的。于是到出去演讲并在竞选过程中诋毁对方，而且为了面对面的相互攻击，又利用电视传媒向全国直播。著名主持人经常主持两党竞选候选人的互相的辩论，这种辩论简直让人感觉的这样体面的人怎么能够这样的互相攻击？——他们就是要这样互相攻击！因为攻击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有效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