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传到中国就在这被改造的过程，在中国被简单化了。我们的戏剧观是非常独特的，好人和坏人界限分明。我们在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好人坏人是非常明显的两部分。我小时候看电影，总喜欢问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戏剧的城市化模式化都是“公子落难、小姐后花园相会，最后总是大团圆的结局。”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太多，我们不能够忍受戏剧演成悲剧，所以中国的戏剧结尾常常是大团圆。那么莎士比亚的戏剧到中国来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非常复杂的道德关联和历史的一个关系，这个也被我们所理解。我们的导演在挑选演员的时候总是按中国的标准来选。前几年大家听说莎士比亚的一个戏剧被改编成一部黄梅戏，外面说是一塌糊涂。在一个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一个人变成了一头驴，有人说，天哪你被翻译了！我们学西方的制度也是如此。比方说我们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也是学习西方的。比方说议会上的辩论，天经地义，英国的议会是最典型的按照辩论的形式设计出来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分庭抗论。当然辩论有规则，每个人辩论的时候脸要对着议长，有助于相互的对立相互的辩论。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是不辩论的，当然人数太多了，3000多人没法辩论。当然我们一点讨论也没有，也不好，然后就分组讨论，这样就知道这个国家里面实际上行政权的严格控制，说我们议会的代表分类出现了问题。西方国家的议会代表最首要的分类是按党派分类，我们看他们访问一个国会议员，他牌子后面有一个（D），就知道是民主党。说到党派的设计，但是我们这儿按照党派设计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往往说得比共产党还共产党。按照什么分类，研究议会的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进行分类，除了解放军代表团是一个按照职业进行分类的代表团以外，其他都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分类的。广东代表团在广东大厦分组讨论，很有秩序，代表们踊跃发言，李鹏委员长边听取发言，边做记录，还一边插话，讨论非常的热烈。这都是提前安排好了，没有被安排的人都不能随便乱说话，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以后，最后李鹏委员长作了重要指示。按照行政区划使得行政权利更容易对立法权利进行控制和干预，包括的制度。大家看
宪法，我们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间怎么去至高无上，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们都是协调指挥工作的工具。如何进行对省政府的规律进行严厉的监督呢？简直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有些人也在倡导要辩论，但是这种倡导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完全改变。这种西方制度到中国的变形使得推行人感到失望、失落乃至于绝望。绝望以后，认为我们需要寻找自己的途径，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亚洲价值观，亚洲的独特性在被倡导，比如说新加坡的李光耀，在探讨这样一种东西，逐渐开始在政府法律中间试图发展自己的一套话语跟西方相抗衡。当然这样的东西还在进行。经过了100年的发展我们的宪政还没有成熟，我们当然乐于看到一种来自本土，并在本土的文化中发育起来的宪政文化理论得以成功。蒋庆教授是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去年在北京3月出编了一本《政治儒学》，研究的问题讲如何以儒学的政治理论来回应当代中国法制民族宪政建设的政治的需求的儒家学说。许多当代的代表人物，大致上都非常强烈的主张，我们传统的儒学由于过分的强调心性，心性儒学这种东西没有办法使得人性之外的政治制度能够实现一种博学和美好，所以很难开出外王花。对现在的说法，始终停在一种理论上，这样就充满了一种家国之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的政治跟士大夫表达的伟大价值，可以说形成了残酷的反差。士大夫的口号越漂亮，现实的政治就越腐烂越腐败。有些人是伪善的，满口的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的某某某某，许多代表们认为我们在新兴的儒家学说中，我们希望学习西方的民族自由，必须寻求西方政治法律学说、民主自由、个人的独立、司法的独立，这种价值跟中国新兴儒学是一种衔接。这种衔接如果成功了，中华民族就走出历史的三峡，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整个波涛汹涌就没有了，中国就走上了康庄大道。如果走不出来，那问题就很糟糕，政治军事经常走火入魔。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这个国家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和人民的安全得到保障，蒋庆教授认为我们应当遵循，儒家学说自有他自己的政治法律层面的追求，所以他要让儒学政治法律相关学说加以开发，我们过去所谓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实际是儒学关于政治学说方面的理论没有被发扬光大的结果。西方的政治制度中间认为中国有重大的缺陷，比如一味的讲求民主，人人平等这样一种法律学说，使得选与不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他认为是不公正的，让某个小人投一票也算一票，这算什么国家，所以他非常强调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一种秩序，认为需要历史文化的衔接。蒋庆教授曾经说对我说，卫方，你要通过你的奔走使得中国的最高法院的门口将来能够树起孔子的塑像。他认为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他说海牙国际法院都树有孔子的塑像。孔子曾经是鲁国的法官，当他当得不开心，他看到的都是人性非常糟糕的一面，所以他要以人性为改造，致力于道德的完善，这是孔子最重要的口号。蒋庆认为，在法律的层面上我们要想方设法实现孔子的伟大的思想。他认为我们要改变“一人一票的体制”，使得贤者和小人加以区别，这套构想后来在政治儒学里没有发表出来，他说我们将来要建立三院体制，这是属于程序和历史的一套法制，在院里面的成员，这些人是历史文化的代表者，院长可以由孔子的第七十三代或者是七十四代继承人来做，成员中间基本上都是历朝皇帝的后代。姓刘的朋友可以去查查，如果你是刘邦的后人，那么你就是这个院里面的成员；还有所谓的要显示一种人民意识，就叫人民院；然后还有显示天道的，由儒士们组成的机构，这个机构也形成国家权利的一部分，比如说茅于轼先生可以当院长。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可笑。
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民主有上议院和下议院，所以说像英国有贵族院和贫民院，当时的意义就是构筑一种历史文化，我们不能够简单化的理解和沿袭西方的民主，但这种研究是有意思的、有价值的，当蒋庆的观点在网上发表的时候，大家认为什么搞考古的新发现，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影响太大了。我们发现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要建立一个儒家性学说是不容易的。当年陈独秀他们，跟共产主义是对立的，但是在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考虑到我们国家本土学说的价值，如何建立一种新兴的，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和宪政的体制，我们看到这种东西正在兴起，今后怎么发展，取决这样一套学说能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能否构成一个在保证人们生活的部分，比西方更先进的体系。如果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前景，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说服力的，但是我个人对这样一个前景并不乐观，我自己觉得也许受到的西方民主的影响和限制太多，使我们失去了一种想象力，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去建立不同于西方的这样一个体系，去改变这样一个现状，我希望得到在座各位高人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