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此处的同居是同财共居，是不是同户藉里的人并不会对相隐原则产生影响。当然，这一原则以不侵犯统治者的根基为限，所以也存在例外：“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
《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沿袭了唐代的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匆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然亦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事实上，历朝历代法律规定强迫血亲相证犯罪也是犯罪。以《大清律例》为例，子告父，若所告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妻告夫，或告翁姑（夫之双亲），同子告父之情况处理。
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二、国外求证：中西法的暗合。
从横向来看，我国台湾、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刑法中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范忠信在《中西法传统的暗合》中指出：“在通常被人们认为最代表中国封建法制的宗法主义特色的重大问题上，西方法律传统也存在着相同或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依据‘亲亲尊尊’原则处理亲属相犯案件时强调刑事责任‘亲疏有别’、‘尊卑有别’方面，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不谋而合。”
我国台湾地区的“
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其中164条规定的是“藏匿人犯罪”，165条规定的是“湮灭证据罪”。167条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164、165条之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日本刑法典》（1907年4月24日法律第45号）第103条、第104条分别规定“藏匿犯人罪”和“隐灭证据罪”，105条“有关亲属犯罪的特例”规定：“犯人或者脱逃人的亲属，为了犯人或者脱逃人的利益而犯前两条之罪的，可以免除刑罚。”《日本改正
刑法草案》（1974年9月29日法制审议会总会决定）第
159条规定的是“藏匿犯人罪”，其中第3款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第163条规定的是“隐灭证据罪”，其中第3款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