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和制裁失衡。在我国刑事诉讼只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证人拒绝出庭和拒绝作证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法理角度上讲，义务与制裁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由于义务和制裁失衡，往往对一些必须到庭的证人只能进行说服教育，但最终是否到庭由证人定夺，证人想出庭作证就出庭，证人不想出庭作证就不出庭。虽然，我国对某些特定的案件中证人拒绝提供证言给予法律制裁。例如，
刑法第
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但对这一罪行的追究须达到情节严重的后果，对要求证人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起不了督促作用。
3、立法只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而无明确的权利保障的规定。例如，法律对证人出庭后的经济补偿权问题没有作出规定，对特定情形的证人没有赋予拒绝作证权。如果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由证人自行负担而没有经济补偿的话，那么谁会做吃力不计讨好的东西呢？假如这些费用由控辩双方各自负担的话，似有贿买证人之嫌，从而降低了证人证言的可信力、证明力。
4、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意识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贱讼、耻讼”的儒家思想在人们心中一直占据正统地位。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知道案件事实情况的证人往往不愿出庭作证，认为出庭作证是“过堂问审”，是不光彩的事情。亲友邻居也以涉讼为耻，惟恐避之不及。
5、法官囿于传统的审判方式，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上表看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通知证人出庭而逐年减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赋予证人不出庭作证情形较多，对证人能否及时出庭作证有疑虑，担心证人改变原证词等。另一方面是，法官认为在庭审中经过质证的证人证言和证人到庭质证的证言具有同样的证明力，故认为证人出庭与否意义不大。所以，在刑事审判中，大多数法官一般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6、受证人自身素质和其他因素的制约。由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对出庭作证的义务认识不足，对出庭作证缺乏应有正义感。在刑事审判中，公诉机关一方面还存在着畸型的作证观念，即公诉人为利于自已的控诉，不让证人出庭作证。例如，我院于2001年审理一起被告人胡某受贿一案，法院通知证人夏某出庭作证，而作为公诉人的检察机关为了锁定对被告人胡某定罪量刑证据，在开庭前到证人住处对证人进行恐吓、威胁等方式。在庭中，证人夏某如期到庭作证，检察院为了防止证人出庭作证推翻原先所收集的不稳定的证人证言或关键性的证人证言，便出动警力到审判庭外围以警告证人。另一方面，公诉机关为了不让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在移送的证人名单时，故意不提供证人的住址，以致法院不便通知或难以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