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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尽管我不太赞同法律只与“义务的道德”具有关联的看法，但与
法律相关的道德主要是“义务的道德”这一结论却是千真万确的。从
而不难发现“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一命题之所由。因为所谓义务的
道德，实质上指人作为人，必须做到的道德，是指人们在行动中的道
德。
也许，这一结论与前述法律调整的多样性及其与道德的关系有所
冲突，因为按照法律调整的多样性，那种崇高的道德，如“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不求索取、只求奉献”等照例可以通过法律奖励而受
法律调整。然而，对于法律所能奖励的道德行为，法律一般地不能强
迫人们去做。因为无论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还是从一般的学理出发，
受法律所奖励的道德行为应是公民自治的领域，而不由法律强制调整。
尽管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着对“愿望的道德”的法
律强制；即使在当今的一些伊斯兰国家，甚至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着
类似的问题，但这种存在本身的非理性已被人们所普遍认识。法律何
以能强制执行“义务的道德”？端在于站在现代法律的立场，则由法
律所强制执行的“义务的道德”无论从应然讲，还是从实然言都具有
“普适性”之故。现代法律中的禁止性义务，是通过禁止的方式对人
类普遍道德义务的督行；现代法律中的必行性义务，则是通过指引的
方式对人类普遍道德义务的督行。也许，从实证的角度言，现代各国
法律中的义务规定大相径庭，从而使现代法律所强制执行的是一种
“普适性”道德的结论被轻易证伪。
但事实上，各国法律中所强制执行的道德，其差异性只在于对
“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的不同划界，即当不同国家和民族
因于其历史文化传统而确定两种道德的不同界限时，法律强制执行的
道德内容也会有所差异。然而，这并不能否认现代法律所强制执行的
道德，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也不能否认至少在现代社会，法律之为
道德的底线之命题的成立。
普遍的道德既是人类维系日常生活秩序、保障其正常交往的需要，
也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作为一种社群动物的必然。这种情形，即使
在人类文化处于分割性和封闭性的历史时代，都“不约而同”地存在
着。对此，我们在刘邦的“约法三章”、《圣经》中的“摩西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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