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自己创造的为共同体成员服务，保护共同体成员和为共同体成员谋利益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在运作过程中，由于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等各方面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异化，从而导致对相对人（人类共同体是公权力的创造者，共同体成员则是公权力的相对人）权益、自由的侵犯和损害。因此，在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里，国家必须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利保障、救济机制，随时对因公权力运作而使其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提供公正、合理的救济。在现代社会，权利保障和救济机制通常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申诉、请愿等制度。目前，这些制度在我国大多已经建立，并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制度有的还很不完善，有的制度因立法设计不合理或制度运作内外环境不良而运转不畅，实施效果不佳。例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范围受限过多，抽象行政行为在法律上排除司法审查，国家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标准过低，对相对人申诉的受理、审查无严格程序规范，效率极低，请愿制度则还尚未建立，实践中请愿虽常有发生，政府也积累了处理相对人这类行为的较丰富的经验，但立法尚未对这类行为加以规范，故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尽可能避免其消极作用。据此，我们应对现行整个权利保障、救济机制进行整体反思，根据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对这一机制进行全面改进和完善，并为此修改相关法律（如《
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
国家赔偿法》等）和进一步制定相关法律（如《申诉法》、《请愿法》等），以使这一机制充分地和有效地发挥作用。
综上可见，公法与政治文明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的联系。要建设政治文明，必须健全和完善公法，而公法的健全、完善，乃是政治文明的必要和重要标志。
附：推进我国公法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几点设想
“十六大”报告对推进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九项重大举措（民主、法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策机制、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人事制度、权力制约、社会稳定），这些举措无一不涉及公法与政治文明。为落实这些举措，公法学者应设计多种具体方案，供决策者考虑和选择。
下面我们先提出若干设想，供本次研讨会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