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从马基雅维利之后，从16世纪开始起，西方进入了近代社会，或称之为现代社会早期。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传统的国家学说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提出了产生新的国家学说历史的要求，来为可能产生的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和存在理由提供正当化的根据。
　　关于这一时期，许多后代学者指出存在对西方后代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变化。8首先是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一时期首先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伟大的科学家，如哥白尼(1473－1543)，开普勒(1571－1630)、伽理略(1564－1642)以及牛顿(1642－1727)。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发现--如地心说、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以及关于物理运动的一些基本定律和规律--并非有意对宗教神权提出挑战，9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事实上对宗教神权的一些基本假设或信仰提出了挑战，因此危及了教会的权力和神权，并进而危及了基督教教义中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因此，即使当时一些主张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纷纷谴责哥白尼的日心说。10不仅作为社会秩序支柱之一的神学受到了挑战，而且其另一支柱的传统也由于科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挑战。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关于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故事。不同重要的物体的自由落体速度是不同的，这是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信条，一直无人怀疑。而伽里略却怀疑了，并以实验证伪了传统的教条。这表明仅仅是传统不再能成为秩序的基础。
　　这种科学的人文的思想，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反映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研究中。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始，学者和思想家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主张尊重事实，并力图摆脱宗教的眼光。而社会也在日益世俗化。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的前十章中对人的分析所用的完全是用运动定律。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则采用了几何学的推理方法来研究哲学、构造体系，在他那里，神等于自然等于实体，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神，实体是由自然律决定的。11尽管今天我们对那些近乎奇谈怪论的结论或论述方式感到十分荒唐，但正如罗素在论及科学家时所说的，这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具体提出了什么，相信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相信的。12换言之，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结论，而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隐含的社会变革的因素。
　　不仅科学人文主义对宗教神权提出了挑战，而且教会内部也对罗马教皇的神权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当时第二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宗教改革运动。这虽然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运动，然而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当时欧洲的宗教精神还很强大，人们普遍信仰上帝和教会，把个人的拯救寄托在上帝和教会身上。但是马丁·路德(1483－1546)在德国和加尔文(1509－1564)在英、法、苏格兰都提出了并论证了个人信仰自由。他们仇恨罗马教皇，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组织，对宗教进行了改革。13这种做法尽管是出于宗教的原由，但客观上对传统神学的权威的破坏、确立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因此称路德破坏了对权威的信仰，而恢复信仰的权威。14因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弗罗姆说路德的学说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以及政教分离发展的一个源泉。15而韦伯认为卡尔文的新教伦理促成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了一个近代的理性化的过程。16第三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强调国家主权。这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有效性几乎完全局限于本乡本土。这是交通工具不发达必然带来的后果。幅员辽阔的领土是无法管理的，除非采取联邦制，允许个地方实体有广泛的独立性。贸易也主要是地方性的，甚至在有些地方贸易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商品，经过固定的路线运到被垄断的港口和市场"。17这种地方性的有效经济和政治组织，显然不能适应商人们的要求，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为了反对教会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战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统一的市场，商人和市民阶层都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到十六世纪，所有王国政府都有意识的执行一项开发国家资源、鼓励国内外贸易和增强国力的政策"。18政策的转变必然要求权力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某些变化，并要为这种变化提出一种正当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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