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滥用了自由的小报或记者，我们也不应仅仅停留于“道德化”的谴责。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令人讨厌的记者和小报？为什么在一个创造了“隐私”概念和“隐私权”概念的现代社会，会出现诸如戴安娜所遭遇的那样的侵犯隐私的境况。仅仅用某些人的道德或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无法解释的。甚至我们也无法仅仅笼统地说这是市场竞争和新闻自由的产物。新闻自由仅仅是一个概念，它并没有规定这种自由必定是戴安娜所遭遇的那种自由；而市场的需求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需求构成的。因此，我们要问，是什么构成了这样一种状态的新闻自由，是什么支撑了这一市场？我并不认为那些小报是某些人的“低下”“卑俗”的欲望的产物。那种高尚和卑下的读者群之区分也许是我们简单的、习惯了的“善”、“恶”观念的产物。在我看来，这种令人讨厌的小报的存在和繁荣是与“人性”的某些未必是弱点的弱点有关。
　　试反身自问一下，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甚或是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种希望了解他人隐秘的欲望。记得上研究生时，我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来访，顷刻间，几乎所有同学，包括平日最为老实的同学也都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以倒点开水、找点饼干之类的借口到我的宿舍来看一眼即走，弄得不谙人情世故的我莫名其妙。一般说来，这种好奇心既无恶意，也无恶果，相反倒更可能是出于一种关切，一种友爱（因此，只有“追星族”才会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的所有鸡零狗碎都牢记心中）。但这已是一种“人性的证明”。这种好奇心或欲望是如此强烈，其力量有时会变得非常强大。即使是其“原始”形式，例如乡村、单位或隔壁邻居的风言风语，也造就了古已有之的“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和“人言可畏”的名言。而在现代社会，市场更是将这种分散的欲望集中起来了，规模化地生产，规模化的消费，并且以这种生产不断创造着新的和扩大的消费，因此，这种本来也许并不必然“恶”的欲望具有了一种非常压迫人的力量。在这里，市场只是一个放大器。
　　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推理。我敢保证，就在沉痛哀悼戴安娜的人群中，至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从或者爱从各种小报上了解戴安娜的“个人情况”（私生活的另一种比较中性的表述），而其中最为哀伤的人也一定是平常对戴安娜的“个人情况”最为关切的人。的确，如果没有一种深刻的关切，没有一种相当程度的了解，一个人既不会爱、也不会恨，更不会为之哀伤流泪（请试想一个中国的普通农民听到戴安娜之死的心境）。应当说，他/她们这种欲望并不低下，也不必然具有伤害力。而就是这种无害的欲望促成了那种有害的小报和令人讨厌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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